明初長期實行“海禁”，從制度層面打壓和抑制對外貿易的發展。但到明朝中后期，隨著政策的調整和產品價格方面的優勢，瓷器、紡織品、茶葉等商品源源不斷地走向世界，使明朝成為“出口大國”，帶來了巨大的貿易順差，但這卻沒有使其真正富強起來，也沒能改變其國運。

出口大國

明朝的開創者朱元璋來自社會最底層，他沒有多少文化，卻是個很有本事的人，不僅建立了一個朝代，而且有一套自己的治國方略，把一片廢墟上建立的這個王朝治理得很不錯，經濟得到了恢復，人口大量增加，社會趨于穩定，史稱“洪武之治”。他的繼任者們延續了這些主要經濟政策，先后開創了永樂盛世、仁宣之治和弘治中興等所謂“盛世”。

朱元璋是貧民出身，自祖輩起就過著拖欠官府稅款、四處躲債的生活，能踏踏實實當一名佃戶都算是夢想，所以對土地有著深深的敬畏，在他看來只要能順利收上來稅，讓農民承擔一定徭役，對一個朝廷來說也就足夠了。所以朱元璋的經濟政策很保守，特別強調重農抑商，發展小自耕農，打擊工商業者，不允許發展對外貿易，規定“尺板不得出海”。

同時期的歐洲正經歷著一場巨變，資本主義開始萌發，新航路開辟后，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向歐洲，造成了物價迅速上漲，貨幣貶值，投機活躍，發生了所謂的價格革命。而另一邊，在自給自足式的小農經濟和實物征稅的經濟格局下，明朝擁有大量勞動力資源和低廉的物價，所盛產的茶葉、紡織品、瓷器等在國際市場上有極強的競爭力，世界各地都迫切需要中國商品。這時，小農經濟的局限性也讓明朝的財政出現了困難，朝廷迫切需要開辟新財源。在這種情況下，隆慶元年（1567年）明穆宗下令開關，允許民間“遠販東西二洋”。

明朝的這次“對外開放”迅速帶來了對外貿易的繁榮，中國商品不僅實用而且價格很低，具有很強的市場競爭力。以絲綢為例，在歐洲，中國同類商品的價格僅是本地產品的50%甚至1/3，在北美洲的墨西哥，中國產品的價格僅是西班牙產品的1/3，在南美洲的秘魯，這比價甚至達到了令人驚訝的1/9。一時間，世界各地的商人紛紛涌向中國，瘋狂采購中國商品，據史料記載，162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曾以4盾/磅的價格在中國采購生絲，運到歐洲就賣到了16.8盾/磅，毛利率高達320%。中國商品在國際貿易市場上一時間所向無敵，盡管缺少這方面的準確統計數據，但從隨后白銀向中國凈流入的速度和數量判斷，明朝已毫無爭議地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國。

白銀帝國

對于一個小自耕農為主體的農業帝國而言，進口需求遠不如出口那么強勁，這樣就產生了巨大的貿易順差。放到現在，貿易順差可以換來外匯，比如美元，而在那時貿易順差換來的是當時國際流行的硬通貨——白銀。

白銀作為貨幣在中國也有一定歷史，漢武帝曾發行過“銀幣”，但在明代中期以前白銀一直都不是主要流通貨幣，頂多是一種輔幣，更多是作為儲備之用，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并不盛產白銀。現在中國雖然是世界八大產銀國之一，但近代之前中國勘探出的銀礦資源一直稀缺，且礦石品位不高，含銀量多在1%以下，與秘魯波托西銀礦的50%、西班牙銀礦的25%無法同日而語。據有關資料顯示，到明清之際中國年產白銀僅10萬-20萬兩，在世界白銀總產量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秦代以后“銅錢”一直是主要流通貨幣，宋代出現了紙質貨幣“交子”，明代也有類似的紙幣，稱為“寶鈔”，但由于管理不嚴、發行混亂，“寶鈔”貶值很快，被百姓棄用。在這種情況下，白銀在貨幣體系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張居正改革推行“一條鞭法”，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改實物稅為貨幣稅，結算的貨幣不是“寶鈔”也不是銅錢，而是白銀，白銀這種中國無法大量出產的貴金屬成為明朝的主要貨幣。

大量商品出口換回來的是大批白銀，明朝成為當時世界上白銀最大的流入地。面對瘋狂涌入的白銀，明朝政府的貨幣管理也十分滯后，當時世界各國的金銀比價都在1∶10以上，而明朝由民間自發形成的比價約在1∶5.5－7之間，存在著投機的空間，許多外國商人于是把白銀運往中國換購黃金，經過這種“套匯”手段輕易賺取了超額利潤。

據《劍橋中國明代史》，當時美洲白銀總產量的1/2－1/3輸向了中國，1571－1821年間美洲有4億比索的白銀輸入馬尼拉，其中大部分最終轉到了中國。據何芳川《澳門與葡萄牙大商帆》，僅1631年經菲律賓輸往澳門的白銀就在1400萬兩，這個數字已經相當驚人了，因為明朝鼎盛時一年的財政收入還不到500萬兩。德國著名學者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提出，當時全世界白銀產量中的1/2流向了中國，總數多達數億兩，明朝成了名副其實的“白銀帝國”。

但明朝的其他經濟政策未能及時跟進，“重農抑商”仍是國本，明朝此時仍然是一個農業占絕對統治的國家，沒能實現經濟轉型。在對外貿易方面，主導權其實也不在朝廷，而在外商以及本地的“買辦”商人那里，大量廉價商品換回的白銀也多積攢在商人們的手中。

通貨緊縮

伴隨著大量商品和勞動成果的輸出，白銀這種貨幣迅速涌入，對市場來說接下來要發生的事似乎很容易判斷，那就是通貨膨脹。

但奇怪的是，通貨膨脹并未發生。明朝“對外開放”后的“CPI”不僅長期不高，甚至有些低迷。據彭信威《中國貨幣史》，十五世紀初期明朝的米價為2－3錢/石，十五世紀后半期有所上漲，達到5錢/石左右，此后一直到十七世紀的100多年里米價一直維持在這種超穩定狀態。

物價不漲對百姓來說當然是好事，但100多年不漲似乎也有問題。從很多記載可以看出，物價沒漲的原因主要是百姓收入水平不高，內需不足。明人靳學顏在《講求財用疏》中說：“司計者日夜憂煩，遑遑以匱乏為慮者，豈布帛五谷不足之謂哉？謂銀兩不足耳。”明人王錫爵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今日所以年荒而米賤者，由于銀貴。”

白銀不是越來越多嗎？為什么會出現“銀貴”的怪事？這正是上面說的，白銀雖然不少，但掌握在少數富商的手中，由于貿易結構單一，生產絲綢、茶葉、瓷器這些商品不需要拿出大量資金擴大再生產，所以商人們喜歡把手中的銀子囤積起來，形成了巨大的“白銀儲備”，由于沒進入消費領域，所以沒有引發通貨膨脹。

內需嚴重不足，物價長期低迷，反而促成了通貨緊縮。明朝后期，菲律賓和日本兩個重要白銀輸出地因為各自原因突然大幅減少了流出，造成明朝這個“白銀帝國”出現了“錢荒”，就連朝廷的軍費和日常支出也遇到了困難，此時崇禎皇帝已經繼位，他是個充滿憂患、試圖發憤革新的皇帝，但管理經濟是個外行，面對嚴重的通貨緊縮，他給出了兩劑猛藥——開源、節流，正是這兩招，把搖搖欲墜的明朝徹底推向了覆滅。

在“開源”方面，崇禎提出加大稅收，與本來就貧苦不堪的普通百姓爭利；在“節流”方面，他帶頭提倡節約，穿縫補過的衣服，吃粗茶淡飯，裁撤冗員，壓縮朝廷經費。這些措施表面看多少緩解了一些財政困難，但由此產生了更大的負面作用，稅收增加后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各地農民起義風起云涌，而非常時期的撤員、降薪，又進一步動搖了統治的根基。

崇禎元年（1628年），遠在大西北的一個朝廷最基層的驛站里一名驛卒接到通知，他被裁員了，原因是朝廷財政困難，到處在壓縮編制。這個驛卒就此失了業，開始在社會上闖蕩，經過多次碰壁后他參加了農民起義軍，16年后他成為最大一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首領，率部攻入北京，結束了明朝的統治，他就是李自成。

面對起義軍圍城，崇禎皇帝還想放手一搏，但他面臨著一個最棘手的問題——國庫里沒錢了。為了籌錢，崇禎下令變賣了很多御用之物，包括自己吃的人參；他還放下天子的尊嚴向大臣們借錢，但除了幾個太監慷慨“捐款”外大部分官員都表示自己很窮，沒錢。城破，崇禎上吊自殺，李自成率部進入北京，通過“酷索”的辦法向侯門、宦官、百官、商賈搜錢，短時間里居然得到白銀7000萬兩，相當于朝廷20年的財政收入！

縱觀明朝滅亡的過程，說它亡于通貨緊縮可能有些偏頗，但嚴重的經濟問題確實是導致其滅亡的根本原因。它雖然是世界頭號“出口大國”，但大量廉價商品換回的只是一些貌似“值錢”的白銀，這些白銀被少數人囤積起來，既沒有轉化為投資也沒有轉化為內需，反而成為包袱和累贅。李自成得到了7000萬兩白銀，面對這么多“錢”他大概也想不出來如何花，能做的只是化成銀板往老家運而已，而這些“錢”也沒能幫助他坐住江山。

崇禎原本還有別的辦法挽救危局。三國鼎立時蜀漢、孫吳都很弱小，經濟更加脆弱，但諸葛亮、孫權很“聰明”，他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一個辦法：貨幣貶值。當時用的是銅錢，也照樣能貶，一個辦法是減輕銅的重量，他們最后鑄的銅錢像紙一樣薄；另一個辦法是干脆指定銅錢的面值，所謂“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就是一枚銅錢指定其當作500枚、1000枚去花。

對崇禎來說，這個辦法未必能解決根本問題，但至少可以為內部革新和軍事斗爭贏得時間，比“開源節流”顯然更高明，但他卻沒有這么做。不是他不夠聰明，而是明朝政府默認了銀本位制，論斤稱兩的白銀是主要流通貨幣，明朝政府等于喪失了貨幣發行權，或許可以在最后關頭拿來拯救這個王朝的一條路也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