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這幫王子王孫就都是一群酒囊飯袋？其實，這個平均年齡只有34歲的貴族政治團隊不僅人才濟濟，而且改革意愿不打折扣。

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相繼去世后，年僅三歲的宣統皇帝登基，成為了大清帝國第十二位皇帝。在隨后的政治卡位戰中，一群年輕的滿洲親貴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權力，掌握了大清帝國最后三年的政治命脈。

宣統皇帝的生父，26歲的醇親王載灃擔任了攝政王；兩個親叔叔，載濤和載洵都加封了郡王銜。不久，21歲的載濤掌管了禁衛軍；22歲的載洵得到了海軍大臣的職位。在此之前，40歲的鎮國公載澤出任度支部尚書，控制了大清國的財政權；42歲的肅親王善耆當上了民政部尚書，獲得了大清國的警務權。

幾乎所有的強力部門都掌握在了皇親國戚們的手中，與此同時，袁世凱開缺回籍，張之洞駕鶴西去，皇族內閣橫空出世。似乎誰也擋不住滿洲親貴們抓權的腳步，然而就在皇族內閣成立后不到半年，武昌起義的槍聲劃過夜空。

難道這幫王子王孫就都是一群酒囊飯袋？其實，這個平均年齡只有34歲的貴族政治團隊不僅人才濟濟，而且改革意愿不打折扣。

“載字輩兒”的佼佼者

如果說“載字輩兒”僅僅是因為血統就能走進權力中心，倒也未必。大清帝國走到1908年，已經度過了悠悠二百六十余載。鳳子龍孫大把的，其中能上位的還算是有點真才實學。就說這個攝政王載灃，也算是有過歷練。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太后西狩。第二年大清國簽下了《辛丑條約》，《辛丑條約》中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親王載灃赴德國道歉，并在克林德被殺地點修建一座品級相當的石牌坊，為德國人“滌垢雪侮”。這顯然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硬不起，軟不得，搞得不好還會被人罵為漢奸。作為大清國第一個出訪西洋的親王，年僅18歲的載灃展現了與其年齡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力、有節，令本想侮辱中國的德皇對他也稱贊有加。德國人認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這次出國，載灃還很講“作風建設”，主動謝絕了國內各級官員所預備的高規格迎送禮儀，其簡樸作風贏得國內外輿論的一片贊賞。

載灃成功地把一次謝罪之行轉變成了18歲年輕人的游學考察，所到之處，無論軍校、軍火企業、博物館、電機廠、造船廠，“舉凡外洋風土人情，隨地隨時留心考察”。

因出洋而名聞中外的載灃，回國后就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視。1903年春，剛滿20歲的載灃就被任命為隨扈大臣。1906年春，受命管理對守衛京城負有重要責任的健銳營。1907年6月19日，24歲的載灃受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從此他成為“掌軍國大政以贊機務”、“軍國大計莫不總攬”的最高機密機關的領導成員。

正因為有過“海外游歷”的經驗，載灃有了初步的現代大國意識。他敢于派出軍艦到西沙群島、東沙群島巡邏，在1910年底還派出“海圻”號去美洲慰問僑胞，解決古巴、墨西哥爆發的排華動亂。在清朝遺老遺少中，載灃是最早剪去辮子、安裝電燈電話、穿西服、買汽車的人物。

載灃可以拍著胸脯說：“我的成長是自己一步一步努力的成果。”也許他還可以這樣自信地說：“一個人出生在好的家庭，如果沒有自己的努力，只靠父輩影響，即使給了你這個位置，也是扶不起的阿斗！能力之外的資本等于零！”

“出洋考察”造就的兩顆政治明星

1905年，大清國逐漸從“庚子國變”的打擊中走了出來，緩過了這口氣兒。與此同時，立憲的日本打敗了專制的沙俄，深深地刺激了大清國的統治者們。隨即，新政進入了“深水區”，政治體制改革被提上了日程。

這一年，清政府邁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治。在出洋的“五大臣”中，37歲的載澤和44歲的端方尤為耀眼。

五大臣中的頭一名，是身份為皇室宗親的載澤。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齡最小的一個。載澤回國后，立即成了君主立憲政體的鼓吹者。

在日本考察時，載澤感觸很深。除了天皇接見，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維新的元老伊藤博文還前來拜會了中國考察團，他們之前有過一場長談。

雙方就立憲國與專制國的異同，大清改革的核心要務等重大問題交換了意見。這場談話，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語作答，由中國考察團中的隨員柏銳口譯。鎮國公載澤被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擊中了。回國之后，載澤奏請立憲，提出了立憲之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不過他也指出：“憲政有利于國，有利于民，最不利于官。”

載澤所說的君主立憲的三大利，打動了大清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

1906年8月，大清帝國權力中樞召開了研究立憲的第一次會議，與會者包括醇親王載灃、所有的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以及直隸總督袁世凱等。從此，“立憲”成為了大清國政治生活的頭等大事。

五大臣中的另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端方。當年，有“旗下三才子”之說，所謂“旗下三才子”指的是大榮（榮慶）、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他們三個都是皇上著力培養的青年干部。縱觀端方的一生，閃光點幾乎都是不斷帶兵平定各地的“亂黨”，可謂是革命黨人的一顆克星。

實際上，端方是一個維新派。《清史稿》中記載，戊戌變法時，他曾奏上標榜維新的《勸善歌》，受到光緒皇帝賞識。但是，端方沒有因為戊戌政變而被邊緣化，反而在短短兩三年的時間里從一個道員升到了署理陜西巡撫。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后，慈禧逃亡西安，端方以拱衛周備，深得慈禧歡心。庚子年，各地義和團鬧得厲害，陜西卻在端方治下十分太平。義和團沒起來鬧事兒，教會也比較收斂，足見端方的本事。這一點，太后老佛爺看在眼里。局勢穩定之后，端方出任湖北巡撫，與張之洞搭班子。

張之洞的改革花架子多，端方比較務實，不搞表面工程。他的改革力度也超過了張之洞，甚至在政治上也比較自由化。他曾頂住張之洞的壓力，幫助湖北留日學生辦報紙，還曾資助典型的革命派人物—蔡鍔。這些也只有根紅苗正的親貴才敢干，干了也沒有人會懷疑他的政治動機。因此，端方被譽為開明人士，“奮發有為，于內政外交尤有心得”。

1905年，端方被召回北京，任閩浙總督，未及上任，便成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人選。1908年太湖秋操，他擔任總指揮，在演習中第一次使用熱氣球進行空中偵察，并進行火炮的校射。

此時的端方與載澤一樣，成了滿洲貴族中推動立憲的積極分子。同時，這兩顆政治明星也受到了西方媒體的巨大關注。1905年之后的《紐約時報》對這二位的報道就沒斷過。

因偷拍而落馬的官員

1909年，端方出任直隸總督。這年11月15日，慈禧奉安大典隆重舉行。作為朝廷大員之一，直隸總督端方參加了葬禮。按照成例，一位官員可以帶幾位仆從跟隨。在端方所帶的仆從中，有三位攝影師。他們用冒煙的照相機和另類行為很快就引起了葬禮主管官員的注意。就這樣為了抓拍頭條而來的攝影師，卻成了當天的頭條。

結果，端方被牽了出來。由此創下了兩項之最：最短命的直隸總督，最早因偷拍事件落馬的官員。

這可幫了袁世凱和革命黨的大忙，因為端方在軍事上很有一套，如果由他掌握直隸，或許可以消化掉袁世凱的北洋軍。而且，端方與張之洞搭班子時一手締造了南方新軍，如果有端方在朝里頂著，新軍未必會亂。

只可惜端方再次回到歷史舞臺已經是1911年5月，他被委任為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此時，“保路運動”如火如荼。四川總督趙爾豐因此被免職，端方署理四川總督，率湖北新軍第八鎮第十六協第三十一標及三十二標一部前往鎮壓。端方到四川后，武昌起義已經成功，以至于軍餉不濟。端方的手下軍官挑動軍隊嘩變，端方和弟弟端錦被嘩變的士兵殺死。

獨當一面的“鐵帽子王”

大清國建國之初，有八位“鐵帽子王”，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肅親王豪格。豪格是皇太極長子，當年極有可能成為第一個入主中原的大清皇帝。最后豪格與多爾袞僵持不下，只好由六歲的福臨繼位。

從豪格算起，肅親王的爵位傳到善耆這一代已經是第九代。不過，善耆這個鐵帽子王早已遠離政治，雖然是個王爺，實際上就是個政治待遇，享受這個級別。

善耆干練、開明、為人豪爽、個性詼諧。“庚子國變”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倉皇出逃，行抵大同時，太后命善耆回京，會同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辦理善后事宜。這時善耆結識了在日軍中擔任翻譯官的川島浪速，兩人相見恨晚，后來拜了把兄弟。在川島浪速等人支持下，善耆根據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現狀，編成巡捕隊，建立起中國最早的警察制度。

1902年，善耆被任命為步軍統領兼工巡局大臣，領導新建立的巡警。善耆擔任民政部尚書后，還在全國范圍內推行警政、戶口、衛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設。有一次，善耆的福晉不遵守交通規則，許世英責令罰銀十元。許世英此舉不但未獲罪責，反而得到贊賞。

善耆掌握著大清國的警務大權，職責就是消滅革命黨。不過，這位滿清王爺對革命黨頗有興趣，有一次同盟會開會，善耆送去1萬兩銀子，同盟會就這錢能不能收展開過爭論，最后還是收下了。

1911年，汪精衛刺殺攝政王未遂，被捕后善耆親自為其說情，免其一死，還對他優待有加。據說，二人在獄中相談，甚為融洽，最后相互仰慕。善耆此舉使得革命黨人對滿洲親貴有了深入的了解，為辛亥革命的妥協打下了感情基礎。

手握軍權談改革

說到晚清之中有誰能帶兵，除了端方之外，當屬鐵良和良弼。

鐵良的祖父曾為江西吉安知府，但是隨著祖父和父親的相繼去世，家境敗落，最貧苦時一度斷炊。無奈之中，鐵良只得放棄科舉。從神機營月薪一兩的“書手”干起，歷任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戶部侍郎等，最高做到了陸軍部尚書，可謂一步一個腳印。

鐵良是晚清貴族中少有的人才，他擔任陸軍大臣期間十分注意訓練部隊，使得中國建立了一支可戰之軍。1903年，鐵良赴日本考察軍事，回國后清廷設立總理練兵處，統一編了新軍。慶親王奕劻為總理，袁世凱為會辦練兵大臣，鐵良為襄辦，并暗中監視袁世凱。

1906年官制改革，兵部、練兵處和太仆寺統一為陸軍部。鐵良專任陸軍部大臣。慈禧恐袁世凱尾大不掉，將北洋六鎮中的一、三、五、六鎮盡數劃歸鐵良統領，造成鐵良與袁世凱相抗的“均勢”。

實際上，早在1905年，鐵良任戶部尚書時，就開始著手從財務上對北洋軍“鉤稽精核”，使得北洋糧餉捉襟見肘。同時，鐵良開始在軍中培養自己的勢力，他依靠留日歸來的良弼聯絡士官學生，與袁世凱嫡系傾軋。不僅如此，鐵良用人不拘一格，后來革命黨人中的軍事人才吳祿貞、蔣百里都是這位王爺提拔上來的。

1906年春夏之交，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紛紛回國。8月26日，清廷召開御前會議，討論立憲事項，在這次會上，關于立憲緩急，鐵良和袁世凱又發生了一場爭論。在他看來，主張設立大權獨攬的“責任內閣”，還想擔任副總理大臣的袁世凱，野心已昭然若揭。袁世凱隨后覲見慈禧，聯合奕劻參了鐵良一本：“若不去鐵，新政必有阻撓。”結果弄巧成拙，西太后本來已經擬旨，不讓鐵良等“反對派”再參加御前會議，但袁世凱的表現，讓她馬上改變了主意，將此旨“留中不發”。

1906年11月，清廷頒布上諭，設陸軍部，一切軍務均歸其管轄，任命鐵良為該部尚書。袁世凱大勢已去，只得主動交歸北洋六鎮中的四鎮。次年，袁世凱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明升暗降，失去了軍權。1908年慈禧太后、光緒帝死，鐵良因勸說隆裕太后訓政，企圖排擠攝政王載灃未遂，被排擠出京，調任江寧將軍。

盡管如此，鐵良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現仍然相當搶眼。他與兩江總督張人駿死守江寧。江寧陷落后，他又跑到陜西組織了一支部隊，經歷大小數十戰，攻克了十幾座縣鎮，幾乎控制了全陜西。就在此時，清帝宣布遜位，這位忠心耿耿的鐵王爺只好放下武器。

最后的皇權捍衛者

晚清宗室中另一位有軍事才能的人就是良弼。良弼，姓愛新覺羅，雖出身滿清宗室，然而血統疏遠，其遠祖是努爾哈赤之弟，該支系后又因故族籍被革，直到嘉慶年間才得以歸宗，且僅是“紅帶子”，身份低于真正的帝胄“黃帶子”。良弼還是“苦出身”：他幼年喪父，家業早衰，全賴母親撫養。

不過比之平民百姓，貴族畢竟能獲得更多改變命運的機會。22歲時，良弼由湖北省選送赴日留學，入成城學校、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四年后，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第二期畢業回國，入練兵處。成為了陸軍第八標統帶官。宣統元年，清廷“從良弼等之建議”，仿日本參謀本部設立軍諮府，以統籌全國陸海軍事宜，軍諮大臣載濤不諳軍事，凡事皆以良弼為“謀主”，后擢升禁衛軍訓練大臣。

或是得益于早年的磨難，良弼沒有八旗子弟的紈绔習氣，為人簡樸上進，講究忠孝，且有真才實學，《清史稿》上說他“平日以知兵名，改軍制，練新軍，立軍學，良弼皆主其謀”，此外尚有清廉、知人善任諸般優點，在集體墮落的晚清官僚隊伍、尤其在宗室中，堪稱鶴立雞群。

1912年1月12日，良弼與溥偉、鐵良等組織“君主立憲維持會”（俗稱“宗社黨”），反對南北議和與清帝遜位；26日，議事畢回家，在光明殿胡同家門口，遭同盟會京津保支部殺手彭家珍向其投擲炸彈，被炸傷左腿，不治身亡。《清史稿》記載，良弼臨終之際，反贊刺殺他的彭家珍“奇男子、真知我者也”，并感嘆“我本軍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從茲滅亡何？”良弼死后，宗社黨大多鳥獸散，大清王朝也在一個月之內壽終正寢。

八旗子弟的主流

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在晚清政治舞臺上，如載澤、端方、鐵良、良弼之類的人畢竟不是主流。他們是“八旗子弟”中最優秀的代表，可惜這樣的人太少了。“八旗子弟”的主流還是載振這樣的“貴二代”。載振是總理大臣奕劻的長子，乾隆帝五世孫。1902年，他曾掛著貝子的頭銜，代表清朝廷赴英參加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加冕典禮。1903年赴日本考察第五屆勸業博覽會。回國后，他奏請成立商部，任尚書。1906年，成立農工商部，任大臣。也算是“成績斐然”。實際上，載振的思路才是“八旗子弟”的主流思維。借著祖上的勢力，趕緊發財！都說現在的“官二代”坑爹，晚清的“貴二代”不僅坑爹，他們是坑祖宗。他們的高調、招搖，成為了租界里所有的報紙爭相報道的花邊新聞，也就成為朝廷無能、權貴腐敗、造反有理的最好證明。

一小撮滿洲親貴的力挽狂瀾，擋不住另一大批滿洲貴族的揮霍無度。這些人揮霍的不是銀子，而是政治信任。

1907年，慶親王奕劻之子載振蒞臨天津視察，北洋系軍人段芝貴以巨資將名伶楊翠喜買下，獻給載振，得到署黑龍江巡撫之職。當時的名伶就是今日的影視明星。此事由《京報》的汪康年披露，轟動京城。御史趙啟霖奏劾段芝貴“以天津歌妓楊翠喜獻于載振，并以10萬金為奕劻壽禮，遂得署黑龍江巡撫”。慈禧太后命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徹查。載灃、孫家鼐為保全皇室體面，復命查無實據。趙啟霖反以“奏劾不實”被革職。輿論嘩然，朝廷的體面更加碎了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