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神宗朝王安石變法肇端，宋朝官員開始明目張膽地涉足貪腐，哲宗朝愈演愈烈，徽宗時期則登峰造極。奸臣得道的主要途徑有騙取君子們的信任逐步攫取高位、利用特殊關系博取上位、通過攀附權臣或巴結權臣下屬博取高位等。

宋朝吏治先清后濁

肅貪倡廉是歷代最高統治者重中之重的舉措，宋朝當然也不例外。太祖趙匡胤開國后，便對貪官大開殺戒。建國第一年（960年）二月，酒坊使左承規、副使田處巖與釀酒匠人合伙盜竊官酒而遭“棄市”（在鬧市處死后將犯人曝尸街頭）；兩個月后，商河縣令李瑤受贓被判杖死，其上司申文緯因對屬官犯贓失察削籍為民；供奉官李繼昭盜賣官船，被判處棄市。建隆三年（962年），朝廷頒布了治貪政令：一、鼓勵人們揭發以行賄獲取官職者，其家奴或鄰居親屬檢舉者可得重賞；二、百官舉薦的僚屬及地方官，如被薦者涉嫌貪腐，舉主將連坐而受到重罰。太宗即位后，肅貪絲毫沒有松懈。太平興國三年（978年），泗州錄事參軍徐璧監管國庫時受賄制作假賬而遭棄市；侍御史趙承嗣在監察貿易時貪污公款而遭棄市。當年六月，太宗頒布政令：太平興國元年（976年）十月以來官員因貪贓獲罪者，遇大赦不得重新敘官。太祖、太宗對貪腐的鐵腕懲治，在宋朝前幾十年里效果甚佳。

真宗在位時，又從道德層面勸勉官吏樹立廉政理念。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一月，他同時頒布了《文臣七條》和《武臣七條》，強調“清心”和“修身”是廉政之本。仁宗即位后，更是以身作則嚴于律己。陳師道《后山談叢》載，仁宗每次私宴，不過十來盒常見熟食。有個官員為討好皇帝，將一盒二十八枚蛤蜊獻給仁宗，仁宗問這些東西值多少錢，官員答道：“每枚一千錢。”仁宗大為不快，說道：“我總告誡爾輩不可奢靡，如今一下筷子就是二十八貫錢，我實在不敢受用。”停下筷子拒食此物。仁宗朝里，大多數士子都以修身、齊家、治國為人生信條，他們常為政事爭得面紅耳赤，甚至丟官，但卻都是受人尊敬的錚錚君子。那時的士子多以奢侈為恥，對貪瀆丑行更是嗤之以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后代公論是：“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然而接下來筆鋒一轉，說：“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于亂”。

“矯其所為”，不單是指亡國破家的宋徽宗，更包括仁宗死后激進變法的王安石。為了推進新法，王安石不惜重用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個人品質有問題的官員，大批保守的正直之士被趕出朝廷，祖宗近百年涵育起來的道德底線被沖破。自神宗朝王安石變法肇端，宋朝官員開始明目張膽地涉足貪腐，哲宗朝愈演愈烈，徽宗時期則登峰造極。到了南宋，這種頹風雖有過幾次短暫的遏制，終因病入膏肓，最終走向了王朝的徹底滅亡。

奸臣得道的不同路徑

古往今來的奸邪之人，臉上沒有任何標簽，然而這些人為達到獲取私利的目的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有時甚至表現得比君子還君子。

一是騙取君子們的信任逐步攫取高位。這樣的例證在宋朝很多，蔡京就是其中之一。力主變法的宋神宗駕崩后，其母高太后垂簾聽政，很快將閑置十五年的錚臣司馬光召回朝廷。司馬光上臺后，大刀闊斧地廢除熙寧新法。大臣們對廢除青苗、保甲、保馬、均輸、手實等損害百姓利益的弊法都很支持，但對個別法令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大臣認為免役法就比變法前實行的差役法有利于民，建議暫時保留。司馬光卻固執地下令：五天之內，必須廢除免役法。為此極大地傷害了他的朋友范純仁（范仲淹之子）、蘇軾等人。時任開封府尹的蔡京瞅準這個表現自我的好機會，奇跡般地在五天之內廢除了府界十多個縣的免役法。司馬光聞知后大聲贊許： “如果每個官員都能像蔡京這么堅決地執行政令，還有什么舊法不能革除？”在司馬光眼里，狡黠善變的蔡京一下子成了最有政策水平的好官。而蔡京心里很清楚，對付司馬光這樣的君子，最好的辦法就是為他的錯誤決策推波助瀾，用現在的話說，你想“左”，我比你還“左”。“寧左勿右”的法寶，早在蔡京那時就玩得相當純熟了。

二是利用特殊關系博取上位。蔡京的兒子蔡攸，本是個連進士都沒考中的無賴之徒，就憑著其父官居宰相，便在短短幾年里由“御賜進士”爬到了三品高官。南宋后期奸相賈似道則是通過姐姐入宮一步步爬上高位的。《宋史·賈似道傳》說他“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可見青年時的賈似道已經是個“帶病”的人。當小官時，“日縱游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有一次理宗夜間出行，見西湖上燈火異常，對身邊人說：“此必似道也。”命臨安知府史巖之告誡他，誰知史巖之卻說：“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也。”史巖之所以舉薦明顯“帶病”的賈似道，目的就是想通過討好賈妃和理宗，使自己的官位再上層樓。

三是通過巴結權臣下屬博取高位。這種現象在北宋晚期和南宋時相當普遍，如南宋“三兇”之一的梁成大，當縣官時極力巴結宰相史彌遠的家奴萬昕，萬昕曾對梁成大透露史彌遠很不喜歡名臣真德秀。梁成大當即表示：“我若能進御史臺，肯定能把此事辦好。”萬昕把梁成大的話轉告給了史彌遠，沒過幾年，梁成大真的進了御史臺，并立即上章彈奏真德秀。由于攀附上了史彌遠，梁成大邊升邊腐，屢屢“帶病提拔”，大肆受賄。他還故意把各地官員送來的賄賂物品擺列在堂廡之下，“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

四是直接攀附權臣博取高位。此風大盛于熙寧變法期間，不少投機分子不失時機地投王安石所好，得以在很短時間里火箭式升遷。還有靠巴結宦官得到重用的，北宋末年宰相王黼便是一例。徽宗朝大閹梁師成炙手可熱，人稱“隱相”。王黼抓住一切機會“父事之”，最終得到了梁師成的歡心。王黼也是邊腐邊升、“帶病提拔”的典型。他掌管應奉局時，“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于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十分之一），余皆入其家”。掌握了大權后，賣官便成了王黼斂財的另一工具，朱弁《曲洧舊聞》說他“公然受賂賣官，有定價。當時語曰：‘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意思是要升任直秘閣（相當于今廳局級），至少要花三千貫錢，想升任通判（相當于今地市副職），也要拿出五百貫來，否則免談。我們能想到，這些下級官員買官的錢一定來自貪污受賄，他們用大筆的贓款買官，不就是典型的“帶病提拔”嗎？

“帶病”之官為何還能提拔重用

維持龐大的國家機器，提拔新人不僅是朝廷必須之舉，而且是必然之勢。然而提拔什么樣的人走上高位，具體操作起來卻大有玄妙。上級官員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愿意提拔重用“帶病”之官呢？

一是由于政治斗爭的需要將“帶病”官員提拔到高位。還拿蔡京為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宰相曾布為了得到絕對控制權，與另一位宰相韓忠彥鬧得不可開交。韓忠彥想到了貶在定州當知州的蔡京“有手段”，且和曾布有過大仇，便把他調回翰林院擔任承旨，希望他成為自己的得力助手。此時的蔡京已多次受到大臣們的彈劾，惡行昭彰，沒人不知道他是個“病得不輕”的壞人，韓忠彥這一招可謂引狼入室。結果沒過幾個月，曾布和韓忠彥兩敗俱傷，蔡京坐收漁翁之利，很快拿掉韓忠彥取而代之。

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給了權臣提拔“帶病”官員以可乘之機。如果帝王本身并不具備管理國家的能力，又貪圖享樂，權臣很容易乘機弄權架空帝王，形成事實上的“大總管”。宋徽宗荒淫無度不恤國事幾乎無人不知，這樣的帝王在位，形成奸臣當道的格局幾乎是必然。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園林，于是極力促成 “花石綱（運送奇花異石的船隊）”和艮岳（北宋末著名宮苑）的修建，并置應奉局于蘇州。為了迎合徽宗的癖好，蔡京屢屢動用國庫銀兩，每次都是幾十、幾百萬地支取。而這些銀兩，大都進了蔡京自己的腰包。艮岳建成后，主持花石綱的蘇州人朱勔“擢至防御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也就是說朱勔升職后，又提拔親信擔任東南地區的刺史、郡守等地方官。與其說朱勔是被蔡京“帶病提拔”的贓官，毋寧說是與蔡京狼狽為奸。

三是同惡相濟的塌方式腐敗。歐陽修在《朋黨論》里說：“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在歐陽修看來，人有兩類，一類是以利天下為己任的君子，一類是以滿足私欲為目的的小人。“官”這個群體的主流究竟是君子居多還是小人居多，直接關系到整個社會的道義忠信和腐敗貪殘。北宋神宗朝之前的近百年雖然也有貪官，畢竟是個別現象，將這幾個貪官“棄市”也就罷了。如果是小人掌握了大權，勢必造成滿朝文武同惡相濟，形成全方位劣幣淘汰良幣的局面。小人得勢后彼此“黨引以為朋”，構建成一個個貪腐山頭和利益團體，使整個官場流氓化、黑幫化。在這樣的官場中，“帶病提拔”才是常態，清廉之士若能得到提拔，倒是新奇事了。還以巨貪朱勔為例，在他主持花石綱期間，“徐鑄、應安道、王仲閎（都是東南地區的地方官）等濟其惡，竭縣官經常以為奉。所貢物，豪奪漁取于民，毛發不少償”。在這種情況下，所在地方官要么為虎作倀，要么遭罷免而淘汰出局，沒有第三條路可走。一旦壞人掌了重權，按照與朝廷正常秩序完全相反的游戲規則操縱屬下，朝廷想整治都無從下手了。這種地毯式、塌方式腐敗不僅涉及到各層官員，甚至連胥吏走卒都有了趁機大撈一把的機會。《宋史·朱勔傳》說，在運送花石的過程中，“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轢州縣，道路相視以目”。這些連“小官”都稱不上的人居然也能貪污橫行，根本原因是他們上面有保護傘。

從以上史實不難看出，官員腐敗與否，關鍵還是帝王如何，倘若為帝王者自身奢靡不恤國事，甚至不惜養虎成患，竭天下之財力滿足無盡的私欲，官員的腐敗便有了根基，不論是塌方式腐敗還是官員帶病提拔，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此外，忽視道德培養，搞單純的經濟至上，客觀上形成“人人向錢看”的享樂傾向，也是誘發層層腐敗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