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23年7月19日，“周氏兄弟失和”這一公案正式發生。這天上午，魯迅回到八道灣胡同的家。弟弟周作人臉色鐵青地走過來，遞給他寫給魯迅的一封信，然后轉身而去。

關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相關文獻，最直接、最詳盡的就是這封信了：

“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的院子來，沒有別的話。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在這封至今完好保存的信里，周作人稱哥哥為“魯迅先生”，要哥哥以后不要再到自己的住處來，叫哥哥“自重”！

如此絕情、傷心和鄙夷的語言，只有在魯迅犯下了極端令人不齒的罪錯才可寫出。

周作人與妻子羽太信子合影，左一為羽太信子，左二為周作人

當時已成新文化運動主將、青年導師的魯迅讀到弟弟這封信時，是什么表情和什么心情，沒有人知道。

終身保持記日記習慣的魯迅在當天日記寫下了幾個字：“上午啟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來，后邀欲問之，不至。”

魯迅的日記，全是語句簡單的記載，連許廣平生下周海嬰、他48歲頭一回做了爸爸這樣的大事，也只以一句話打發：“廣平產一男。”

從魯迅當天日記只可以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絕交信，魯迅想找他面談，但被拒絕，弟弟根本不與他溝通。

第二天，魯迅早起四處看房;兩周后，8月2日，他借了800元錢，攜帶朱安搬進了磚塔胡同的臨時居所。

八道灣那座寬敞的四合院，是魯迅以多年積蓄加變賣紹興祖屋買來，然后又花了大半年將其改造為適合一家人居住、特別是適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習慣的構架;在魯迅為改造和裝修勞碌不已的時候，周作人甩開兩手去了日本探望岳父母。如今，他卻從自己出資出力辛苦筑起的家里被逼了出去！

面對哥哥出走，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記里寫道：“下午L夫婦移住磚塔胡同。”L自然就是魯迅，他已連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

到第二年的6月，兄弟關系惡化到頂點。6月11日，魯迅回八道灣去取回自己的書和一些器具，更嚴重的事態發生。根據魯迅當天日記和在場目擊者的講述，他剛進西廂，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從屋里奔出，指著魯迅破口大罵，言辭污穢，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電話喊來幾位親友，夫妻倆一唱一和，當眾痛罵魯迅。罵到酣處，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砸去，幸虧別人接住攔開，才未擊中;而忍無可忍的魯迅也抓起一個陶瓦枕，擲向周作人。在眾人拉架勸解下，魯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東西離開。

一對親兄弟，當時中國的兩位頂尖文化人，演出了如此一幕活劇。

在場的人為張鳳舉、徐耀辰、章廷謙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羽太信子污穢開罵很可能用的是日語，除了章廷謙，在場其他6人都懂日語，但個個對羽太信子的話諱莫如深。

這一反目，一直延續到魯迅逝世，二人就此終身斷絕了兄弟關系。

到底是什么，使兄弟間產生了近乎不共戴天的怨仇？聲稱對敵人“一個也不寬恕”的魯迅，最后10年以寫“罵人”雜文為主，卻從不提起一度恨不得要他命的弟弟周作人;而周作人，對此同樣避開不談。

在他向魯迅遞上絕交信的前兩天，即1923年7月17日的日記，還被他用剪刀剪去了10個字左右，顯然是與兄弟反目有關的語句。

如果這10來個字在，真相也許早就大白。

直到1964年，80歲的周作人才在評價香港友聯出版公司出版的趙聰《五四文壇點滴》一書時勉強談及，他說：“……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只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里就是了。”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當時的熟人多方猜測，后世眾說紛紜，因為當事人的諱而不談、長久沉默，至今沒有結論。

周作人向哥哥魯迅遞上絕交信的前兩天，即1923年7月17日的日記，還被他用剪刀剪去了10個字左右，顯然是與兄弟反目有關的語句。如果這10來個字在，真相也許早就大白。

二

二人是否因為生活、觀念上的差異而積怨已久？

相反，周氏兄弟從小感情極好。在祖父入獄、父親又病重的情況下，十幾歲的長子魯迅就挑起了“戶主”的重擔，請醫生等家中一切事務均由他承擔，特別是受人冷眼的典當家產，這樣給了弟弟周作人一個安全、寬裕的童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周作人的涉外手續、生活雜事，也全由魯迅包辦。在魯迅深感做為弱國子民的屈辱的時候，哥哥照顧下的周作人在日本卻稱心如意，反覺“宗邦為疏，而異地為親”。

1909年，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結婚;為了在經濟上支持弟弟，魯迅先回國就業，安頓下來后，兩年后將弟弟、弟妹接回。

周作人到北大任教授，也是魯迅向他的老上司、原教育總長、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推薦。

對兄長的照拂，周作人不會不知曉、不感激。

在絕交信事件前的幾個月里，兄弟二人在外人看來完全不象潛藏著風暴的模樣。1923年3月8日，周作人在《晨報副鐫》上發表《綠洲七-兒童劇》，文章充滿感情地回憶童年時代與哥哥魯迅一起在桂花樹下自編自演兒童劇的情景。

此后，他們還曾共游中山公園，一起出席北大學生許欽文、董秋芳等組織的文藝社團春光社集會，并共同擔任該社指導。

7月3日，離反目只有半個月的周作人與魯迅還同逛東安市場和東交民巷書店。

可見，兄弟二人的失和不是因為生活沖突和觀念差異，即使有這個因素，也絕對不可能達到那種反目成仇的地步，這一切必定出自一個非常特別的原因。

該談魯迅的弟妹、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了。周氏兄弟失和的具體原因至今無明確說法，但跟羽太信子有關卻是眾口一詞，包括魯迅和周作人兩位當事人后來只言片語的表露。

1924年9月，魯迅輯成《俟堂專文雜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鑄劍》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復仇者“黑的人”。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對這筆名有過一個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也就是說“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這個日本女人自然就是羽太信子。

周氏兄弟在日本東京留學期間，結識了房東的女兒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家景并不好，她為周氏兄弟等幾個租住在她家的中國留學生當“下女”、也就是女庸，引起了周作人的愛慕;而她的妹妹羽太芳子，后來嫁給了周建人。

和周作人相戀時的羽太信子，相貌普通，身材不高，圓臉龐，小眼睛，但身子結實，干活勤快，性格熱情。她和周作人一起來中國定居時，讓魯瑞和朱安等紹興婆家人第一次見到了外國人，十分新奇、興奮。

哪能想到，這個東洋媳婦卻成為他們家的一個災星。

全家搬到北京八道灣胡同后，兄弟二人忙于文教事業，周建人還是學生，周母不熟京城，朱安懦弱不識字，所以羽太信子就成了當然的持家人。

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儉的美稱，當家本再好不過，但根據周建人回憶，羽太信子是日本婦女中的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頭極闊，架子很大，揮金如土。家中有仆人六七個，即使魯迅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時，也沒有這樣眾多的男女傭工。更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來潮，有時飯菜燒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里趕緊另包餃子;被褥才用了一兩年，還是新的，卻不要了，賞給男女傭人，自己全部換過。

魯迅將自己的薪水只留下買煙和零用的錢，其余的和周作人的收入一起全交給羽太信子支配。魯迅和周作人是當時的較高收入者，兩人一月收入加起來有600多大洋，實際購買力相當于今天6萬多元人民幣。可在羽太信子的奢靡浪費下，家里入不敷出，魯迅竟要經常去借錢，甚至弄得夜里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為此魯迅經常提醒要注意家庭開支用度，對羽太信子如此持家感到不滿和擔憂。周作人的孩子生點小病，羽太信子都要用汽車去接診價高昂的外國醫生來看。看著無必要的汽車出入，魯迅感嘆：我用黃包車拉來的，哪經得起用汽車運出？

兄長的意見，侵犯了羽太信子的“執政權”，她對魯迅十分反感，經常在周作人面前議論大哥的不是，甚至對魯迅夫婦惡毒詛咒。過往周家的周氏兄弟學生俞芳回憶說，天性馴順的朱安曾“很氣憤地”告訴別人：“她(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我們，不要去找這兩個'孤老頭'，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死。”

而周作人對羽太信子一輩子又愛又懼，久而久之，她的態度對周作人產生了很大影響。

三

羽太信子在周作人耳邊的讒言能使雙方絕交成仇，可見不是一般的讒言。

1924年6月11日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時，在場惟一不懂日語的章廷謙后來很含糊地說：“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

羽太信子的話置魯迅于一個最難堪的境地--魯迅對她有不軌行為！

魯迅當時正當壯年，雖有妻室朱安，卻從來不靠近妻子，因此有人判斷其必有性壓抑，對共居一院的弟妹羽太信子不軌不是沒有可能。

具體的說法是兩種：一是魯迅偷窺羽太信子洗澡;二是魯迅晚上躲在周作人臥室窗外偷聽房事！

后一種“聽床”的說法，羽太信子不僅只跟周作人說，她在時住八道灣的魯迅友人章川島面前也公開說起。

是這兩種齷齪行為，激起周作人對魯迅的狂怒、鄙視和終身不原諒，有一定的說服力。

魯迅的形象如此冷峻，如此高深，如此偉大，這位文化巨人，真的能跟對弟妹“窺浴”和“聽床”聯系在一起嗎？

在1949年后，由于魯迅在大陸的特殊地位，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只允許被解釋為“有神經質的羽太信子的挑撥和周作人的糊涂”，但在當時這種猜測是暗中流傳甚至在周氏兄弟朋友圈內公開議論的，性格硬倔的魯迅對這一嚴重損害他人格的傳言卻始終無一言辯清。

因難言的原因失和以后，魯迅多么想和周作人能有一次長談和溝通，可身心受到巨大創痛的周作人就是不給這個機會。魯迅對周作人的評價常用一個字：“昏”，也就是糊涂。但直到去世，魯迅也始終不愿寫下一字表示自己在這件事上的清白。

如果那是真的，是魯迅覺得無顏去為自己辯護、只能承受后果嗎？如果這純屬子虛烏有，是魯迅覺得這種言論實在太無恥、太卑鄙，正常人根本無法與之辯駁嗎？

但是有人主動為魯迅辯誣。章川島說：“八道灣后院的房屋，窗戶外有土溝，還種著花卉，人是無法靠近的。”也就是窺浴和聽床在條件上不可能。對失和的真正原因，章川島說：“主要是經濟問題。她(羽太信子)揮霍得不痛快。”

許廣平對羽太信子十分憤恨，說她是“由奴隸而做穩了奴隸主”！

到20世紀90年代，魯迅逐漸走下政治神壇，這一公案可以公開討論了。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說：

“父親與周作人在東京求學的那個年代，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說，我們中國傳統道德觀念中的所謂'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臨近世紀末這風俗似乎還保持著，以致連我這樣年齡的人也曾親眼目睹過。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訪問，有一回上廁所，看見里面有女工在打掃，她對男士進來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間有門的馬桶去方便。據上所述，再聯系當時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什么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退一步說，若父親存心要窺視，也毋需踏在花草雜陳的'窗臺外'吧？”

兩人的說法，足以否定猜測和傳言。周氏兄弟失和之謎，依然籠罩在歷史的迷霧中。我們能確認的，只有周作人的滿心憤恨，和魯迅的徹骨悲涼;這中間，是一個叫羽太信子的日本女人。

四

懸疑重重的周氏兄弟失和案，除了這些見于文獻的內容，還有一些更為離奇的傳說。

好幾年前，我聽到這樣一個說法：魯迅和周作人在東京結識羽太信子時，本是魯迅愛上了羽太信子，并且兩人建立了戀情;然而魯迅有訂婚已久的朱安在先，他無法逆拂母親的心愿拋棄朱安，又舍不下真愛的羽太信子，就與羽太信子串通，精心設計讓弟弟周作人娶了羽太信子，這樣他既可以遵守婚約娶朱安，又可以在家中日日看到羽太信子！

從此他把最常用的筆名定為“魯迅”：“魯”取自他摯愛的母親名字魯瑞，“迅”即取自羽太信子名中的“信”。在南方方言里，這兩字讀音一致。這個筆名就是他的愛的宣言。

然而明嫁弟、實嫁兄的羽太信子后來真的愛上了這個弟弟，對自己嫁給他只是一場與其兄合作的“陰謀”而深感良心不安，就要求魯迅斷絕和她的暗中往來;魯迅不愿，羽太信子無奈，就把婚姻真相告知了周作人，于是引起了八道灣胡同11號里的天翻地覆和周氏兄弟的終身絕交。

這個故事的情節之精彩，不但超過了魯迅的任何一篇純文學范疇的小說，而且連瓊瑤的通俗言情筆力也要自愧不如。在這個離奇的故事中，魯迅多情善感、心思深密、行為荒誕而陰暗至極，叫人大吃一驚又啼笑皆非。

家事成為公案，個人隱私成為研究破解的對象，這是名人的待遇，也是名人的代價。不知因深邃敏銳而靈魂永遠不能安息的魯迅，會以怎樣的目光看待后世對其家事的不休言說？

主要參考文獻：

《民國十五疑案》， 張宏、張晨怡著，中華書局2006年4月第1版;

《魯迅與朱安》，葉卉，1998年第6期《名人》;

《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王曉明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魯迅史實研究》，蒙樹宏著，云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周氏兄弟》，孫郁、黃喬生主編，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