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張愛玲逝世20周年。1995年9月8日，張愛玲被房東發現死于加州的公寓中，發現時已經去世一個星期。

關于張愛玲，我們熟知她在上海、在香港的生活，她的童年、她的求學及至她創作旺盛的時期。她晚年在美國的生活，我們所知不多。張愛玲去世后，她的遺產由好友宋淇夫婦保管，宋氏夫婦去世后，他們的兒子宋以朗成為張愛玲的遺產繼承人。過去幾年，在宋以朗的幫助下，張愛玲的遺稿逐漸出版，《小團圓》、《雷鋒塔》、《易經》……而在張愛玲與宋淇夫婦的書信中，我們慢慢了解了晚年張愛玲的美國生活。

最近，宋以朗整理出版了《宋家客廳》一書，細說父母與文壇好友的交往，其中自不會少了張愛玲。澎湃新聞獲得授權摘錄其中談張愛玲晚年經濟狀況的部分，我們會發現，張愛玲的晚年并不如之前大家所想的那么窘迫。對張愛玲和宋家感興趣的朋友還可以關注文末的新書發布會信息。

張愛玲死后，遺囑執行人林式同需要處理兩件事。其一，處理遺體。9月30日，治喪小組的成員林式同、張錯、張信生三人在加州租船出公海撒骨灰，尊重遺愿同時遵守法律。其二，張愛玲在遺囑中說她所擁有的東西交給宋淇夫婦，包括錢財與一些遺物。

張愛玲

于是林式同再去張愛玲家整理遺物，這所房子位于洛杉磯市10911號RochesterAvenue206室，根據林式同的描述：“正對著電梯口，一條筆直的走道，四面沒有窗，灰灰的日光燈，整天亮著。到了盡頭，靠左邊，就是張愛玲住的房門。一打開門，房里彌漫著沉郁的空氣，我很快的把所有的窗戶打開……地上擺著許多紙袋，包著不同東西，門旁靠墻放著那一張窄窄的行軍床，上面還鋪著張愛玲去世時躺的那床藍灰色的毯子，床前地上放著電視機、落地燈、日光燈，唯一的一張折疊桌倚在東墻近門的地方，廚房里擱著一把棕色的折疊椅，一具折疊梯，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這些東西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輕便好拿，包括電視，她原來有個小的，只有五六吋，大概太小了，看不清楚，搬家后買了一個新的，大一點，有十幾吋，也不重。張愛玲買了大量的燈泡，因為她怕黑怕冷清，電燈電視一天到晚開著，這習慣她曾經跟我談起過，‘有時還藉電視聲音催眠’。對門朝北的窗前，堆著一疊紙盒，就是寫字臺，張愛玲就坐在這堆紙盒前面的地毯上，做她的書寫工作……墻上沒有掛任何東西，連一張日歷也沒有，真可算是家徒四壁。張愛玲的房內除了她自己的作品和定期雜志外沒有書。”

張愛玲的美國移民“綠卡”。證件顯示她到美國的時間是1955年10月22日，地點是舊金山第13區第26港。

最后一點其實不對，因為房間內有張愛玲最愛的《紅樓夢》和丈夫賴雅的親筆簽名書。

“更衣室里除掛著的衣服外，地上堆滿了各色各樣的紙袋……她從來不用箱子，什么都是臨時現買，一搬家就丟的丟了。她不用普通的女鞋，唯一常用的是膠底浴用拖鞋，買了好幾大包，全是新的，用臟就丟。”此外張愛玲生前在韓國城租了一個三英尺見方的小倉庫來擺東西，全用紙袋裝著。

外界有人看到這些描述就覺得張愛玲晚年很凄涼。我覺得，只要張愛玲自己喜歡，何必要求她一定要住花園洋房，坐跑車、養番狗、吃鮑參翅、穿名牌時裝、攜高貴手袋、戴鉆戒、搞整容？就我所知，張愛玲在賴雅去世之后的感情生活應該是空白的。這也是無可厚非的，為什么一定要她有個伴侶呢？沒有這些東西就一定很凄涼嗎？你可能有如此想法，但正如她那篇散文所說的，她要你“把我包括在外”。

以我自己來說，最近作家陳玉慧發表了一篇文章回憶數年前上門來探訪我的事。她寫道：“宋家現在是宋以朗一個人住，張愛玲的文件和書稿，全置于客廳一大桌上，再加上一墻壁張愛玲或有關張愛玲的著作，除此，沒有別的家具或裝飾。”我一點都不覺得自己無妻無兒，家徒四壁很凄涼，反而這種生活我喜歡得很啊！

林式同將張愛玲家里的物品歸類，分為九大塊：一、銀行財務及稅務部分，需要讓律師處理，其結果將專函報告;二、家具，包括電視、燈桌、桌子等;三、衣服，包括化妝品等;四、來往信件，分為宋淇夫婦、親戚(姑姑與弟弟)與其他人的信件;五、作品手稿;六、身份證明，包括結婚證、公民證;七、隨身用品：眼鏡、假牙等;八、照片;九、書籍。

他來信咨詢我父母需不需要將這些東西原封不動地運回香港。他說如果全部裝箱，需要讓海關檢查，并要本人到海關處領取。我父母回復他說，某些普通東西不需要，如桌子、梯子、電冰箱、電視機。最后林式同以海運方式寄了十四箱東西過來，包括書籍、照片、衣物、鞋子、手提包、假發、毯子以及兩箱手稿。

1997年，我母親將一些手稿捐給美國南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其中包括《同學少年都不賤》的手稿(2004年出版)，《海上花》的英文譯本打字稿(后來由孔慧怡完成，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少帥》的英文打字稿(2014年9月中英對照版由臺灣皇冠出版)，《中文翻譯：一個文化影響的媒介》的英文演講稿(已翻譯成中文，未發表)等。在1992年2月25日的信里，張愛玲曾提及一份關于林彪的英文稿，但該稿不在遺物中，現在不知所蹤。

當時我母親留下了張愛玲遺物中的一些手稿在家里，不知它們可否出版。我母親去世后由我處理出版，包括《重訪邊城》(2008年)，《異鄉記》(2010年)，《雷峰塔》、《易經》的英文打字稿(后來由趙丕慧翻譯成中文，2010年出版)。這里有一件軼事，當時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孫曉明找上門，要求閱讀《雷峰塔》、《易經》以完成他的碩士論文，結果我同意了。不幸張愛玲將兩份打字稿的封面掉亂，結果他2009年的論文《天才夢：張愛玲美國時期的生活與寫作初探》里面的《雷峰塔》應該是《易經》，而《易經》則應該是《雷峰塔》。不過孫曉明還是第一個寫了有關這兩本書的人。

林式同還去銀行把張愛玲的存款取出。張愛玲在美國有六個戶口，花旗銀行、美國銀行等，林式同總共找到28107.71元美金。去銀行取錢并不是憑著一份所謂遺囑就可以拿到的，因為銀行不會根據一張紙而將戶口金額全數轉賬。林式同要經過洛杉磯市遺產承辦法庭辦理手續，需出示死亡證明、確認遺囑、確認遺囑執行人。完成后，法庭就會發指令給林式同去銀行取錢。外面有一些說法是，林式同沒通過法律途徑就把錢取出了，因此沒有法律效應。這種說法完全不可能，銀行不會隨便把錢給人，他們只服從法庭的指令。

林式同先把張愛玲銀行的28000多元美金全數匯給我父母，并列出消費清單，包括黑箱車、冷藏、火葬、租船等花費，以及找遺產承辦法庭所用的律師費、所租單位的清潔費、搬運費、電話費、郵費、煤氣費、電費、把東西運回香港的運輸費等。林式同告知上述費用估計是11687.03美元，我父母隨后就把這筆費用匯還給他。張愛玲有28000多元美金的存款，當時美元兌港幣匯率是7.75左右，所以張愛玲死后共有20多萬港幣，這在當時不算多也不算少，網上有人說她生前窮得要拾紙皮來糊口，是無稽之談。

沒過多久林式同也去世了。他的太太是日本人，患了老年癡呆癥，忘記他是誰，讓他痛心，因此他寫了一本《你是誰啊！》。他寄了一份電腦打印本給我父母，應該沒有出版過。書的后語是：“這是一個大時代的一對小夫妻的故事。這是個不能留學而留學，不愿移民而移民，抗日而和日本人結婚，自認是中國人而不是中國人，要愛國而沒有國可愛的人，掙扎著度過了一生的故事。這故事由老人癡呆癥的來臨而結束。它和每一對夫妻一樣，期間充滿了喜怒哀樂，悲歡離合。”

我要補充的是，張愛玲究竟有多少錢。上面我們說美國銀行有28000多美元，扣除身后事費用后是17000美元左右。我手上有些張愛玲與我父母的通信，里面有提及財務報告，我父親在香港幫張愛玲買了一些外幣或定期存款。哪個國家利息高而通貨膨脹低，賺的錢就比較多。我母親在香港以她自己的名義開了多個銀行戶口，其中一些是幫張愛玲管理的存款，但也有其他戶口是我父母、我三叔宋希與其他親朋戚友的。我不清楚哪些錢具體屬于哪個人，銀行也不會隨便給我詳細資料，因為他們不可以無故揭人隱私，就算是子女也不例外。

這里有一張紙條，日期是1996年12月18日，是我母親的筆跡，上面寫著張愛玲的英文名字E.Chang，計算“綠簿子”(銀行外幣存款)剩余32萬多美元。這不是法律認可的證據，只是一張字條。按照當年的匯率，那大概是240萬港幣。如果張愛玲當年帶這筆存款回中國，就是個百萬富翁了。今天莫言拿到100萬美元的諾貝爾文學獎金，還會給人取笑他在北京買不起一套房子，但在1995年，240萬港幣在內地(或香港)不是一個小數目。

說到這里，大概已澄清了張愛玲晚年的經濟狀況。

回看張愛玲的遺囑附信，大概意思就是把剩下來的錢給我父母用來照顧身體。他們兩個人給病魔折磨多年，醫藥費其實遠遠超過張愛玲剩下來的錢。現在我的雙親都已經去世了，那些版稅收入就另有用途。

張愛玲在遺囑附信里說要“請高手譯”她的作品，現在她的作品已經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波蘭文、捷克文、日文、韓文、越南文等。其實它們都是外國出版社自己找張愛玲的國際代理簽的合同，他們自己付翻譯費。有些張愛玲的英文作品翻譯成中文，如《雷峰塔》、《易經》、《少帥》，則用張愛玲的版稅入息來支付。

香港大學張愛玲紀念獎學金從2009年開始，每年頒予一位從內地或臺灣來港、于香港大學修讀文學科及人文學科之本科在讀女學生5萬港幣，如今已經有三位大陸學生與一位臺灣學生受惠。當年香港大學的獎學金是張愛玲后來成為作家的重要因素，現在的獎學金得以幫助背景和張愛玲相似的女學生，我相信她會同意這種做法。

張愛玲五年研究計劃由2011年開始，每年一屆，持續五屆，每屆將選出三至五個研究項目進行資助，論文與文字創作資助金額為五萬元人民幣，紀錄片為十萬元人民幣。三年來已經有十五人受惠。實行這個計劃，金錢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出版社[新經典文化、青馬(天津)文化、香港與臺灣的皇冠出版社]付出的人力，因為行政事務繁重。

2010年是張愛玲誕辰九十周年，香港浸會大學舉行了張愛玲國際學術研討會，差不多一百位學者參與，后來出版了論文集《張愛玲：傳奇·性別·系譜》(林幸謙主編)。此外，浸會大學的紀念張愛玲系列活動頒出了首屆張愛玲繪畫獎，其中冠軍獎金為五萬港幣，后來出版了《印象·張愛玲》一書。以上活動用張愛玲的版稅入息支付。

2010年，北大百年講堂舉行了“2010北京張愛玲紀念研討會”，各地學者聚首一堂，包括止庵、陳子善、蘇偉貞、郝譽翔、符立中、格非、馬家輝、吳福輝、楊聯芬等。以前試辦的張愛玲研討會都會碰到阻力而停止，所以這個會議是大陸的第一次張愛玲研討會，以后就應該容易得多了。這個會議也是用張愛玲的版稅入息支付，加上出版社的幫助。

還有一件軼事。2010年張愛玲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時，我遇見一位以前的臺灣記者，她跟我道歉說：“不好意思，打攪你母親了，我曾在當年打電話給你母親詢問張愛玲死訊，我也知道這是非常心煩的。”我當時也不知道我母親心情如何，回來后看到她的日記才頓時明白。我母親聽見張愛玲逝世的噩耗，當天做了記錄：“1995年9月9日，中秋節，倒數661天。驚聞愛玲噩耗(孤寂中離開人世，是禍是福？)，四十余年舊事涌上心頭……整天電話不絕，煩愁到極點……總解不開生死之謎。”她在日記里列了來電名單——鄭樹森、平鑫濤(數次)、《聯合報》陳××以及其他報界人士，“都想拿資料”。信中的“倒數661天”是指離香港回歸的日子。她“煩愁到極點”后，夜深去聽法國作曲家馬斯奈(Jules Massenet)的歌劇《泰伊思》里面的小提琴名曲Meditation來解壓，“動我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