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12月2日上午，北京，紫禁城，太和殿，一場隆重的皇帝登基大典即將舉行。

坐在龍椅上的一個三歲模樣的娃娃眼前這一群老頭子高呼“萬歲”，頓時極度害怕，放聲哭喊：“我不在這兒，我要回家！我不在這兒，我要回家！”

一個年輕人急忙上前哄道：“別哭！快完了，快完了！”臺下的王公大臣們心頭不禁“咯噔”一下，頓感不祥。據(jù)說，這是新皇帝王位不穩(wěn)的兇兆，是大清朝壽終正寢的預言！

不久，便有一句流言在京城內(nèi)外風傳：“不用掐，不用算，宣統(tǒng)不過二年半。”

這個哭鬧的小孩兒就是末代皇帝溥儀，年輕人則是他的老爸——攝政王載灃。

載灃和溥儀(右立)

臨危受命：年輕的載灃如何被慈禧選中？

作為奕譞之子，載灃那股子“低調做人，高調做事”的處世風格，最為慈禧老佛爺所欣賞。赴德一行，載灃可謂不辱使命，因此一舉成名，不少國外媒體認為“醇親王誠中國之賢王也”，“比之處深宮之內(nèi)不知外情之諸王、貝勒等，其相去又何啻天淵哉”！國內(nèi)民眾也因此備受鼓舞，甚至有人寫詩“從今一代撐天柱，要仗吾王手自擎”，寄托了對載灃的殷切期望……

“低調做人，高調做事”，為慈禧所欣賞

載灃家世堪稱顯赫，老爸是道光皇帝第七子，慈禧昔日的身邊紅人醇親王奕譞;二哥更牛，就是光緒皇帝載湉。這樣說來，載灃一人身兼“皇孫”、“王子”和“御弟”三重角色，其身份之高貴可見一斑。不過侯門深似海，從來是非多，雖然老爸是親王，哥哥是皇帝，但他們爺兒倆卻過得并不幸福。一個終日謹小慎微，看著慈禧的眼色行事;一個整天哀聲嘆氣，淪為太后掌中的傀儡玩物。正是父親和哥哥的不幸，促使載灃自小便養(yǎng)成了謹慎謙遜、不露鋒芒的個性。

慈禧

然而，慈禧卻偏偏看中了這位低調的小侄子。載灃不滿八歲的時候，慈禧就命他承襲醇親王爵位。之后，載灃的地位更是以火箭般速度躥升—1900年被授予內(nèi)廷行走;次年晉升閱兵大臣、隨扈大臣;1907年又進一步，受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成為國家最高領導班子成員之一;還沒過一年的“實習期”，慈禧就又一道懿旨，讓他轉正為軍機大臣。至此，載灃已是大清朝的第四把手，排在他前面的是老邁的慈禧、懦弱的光緒和昏聵的奕劻。而這一年(1908年)，他才25歲。

慈禧為何單單看中載灃？按照載灃弟弟載濤的說法，“是因為她(即慈禧)觀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載灃好駕馭，肯聽話，所以先叫他做軍機大臣，歷練歷練。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時候，光緒帝雖先死去，她仍然貪立幼君，以免翻她的從前舊案。但她又很明白光緒的皇后(即后來的隆裕太后)亦是庸懦無能、聽人擺布之人，決不可能叫她來重演垂簾的故事，所以既決定立載灃之子為嗣皇帝，又叫載灃來攝政”。

載濤的這番分析不無道理，但只點出了一半的真相。論聰明才干，載灃的確不是皇族年輕一輩中最突出的，然而他那種沉穩(wěn)內(nèi)斂的個性，讓慈禧依稀看到了老醇親王奕譞的影子。要知道當年慈禧和奕 發(fā)動辛酉政變時，正是年僅21歲的奕譞，不動聲色地突然出擊，將肅順等八大臣一網(wǎng)打盡，從而保證了慈禧后來長達47年的穩(wěn)固統(tǒng)治。作為奕譞之子，載灃那股子“低調做人，高調做事”的處世風格，最為慈禧老佛爺所欣賞。

赴德一行，不辱使命，一舉成名，眾望所歸

剛被慈禧重用不久，載灃便將個人能力展露無遺，證明自己既不是關系戶，更不是軟柿子。義和團運動期間，滿族士兵在崇文門內(nèi)槍殺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八國聯(lián)軍占領北京后，德國提出蠻橫要求，即“戕害德使一事，由中國派親王專使，往德謝罪，并于被害處樹立銘碑”。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雖然洋人的要求過分，但是慈禧迫于無奈，只得命載灃去處理這丟人的差事。

太后有令，載灃自然要硬著頭皮赴德謝罪。剛到目的地，不料德國政府又整出新花樣，說既然中方是來謝罪的，就應該“德主坐見，醇王行三鞠躬禮”，“參贊入見者均叩首”。這分明是有意侮辱載灃使團。面對德方的蓄意挑釁，載灃一改平日的謙恭作風，態(tài)度強硬地告知德國官員：“寧蹈西海而死，不甘向德皇跪拜。”僵持了半個多月，在中外輿論的一致譴責聲中，德方不得不做出讓步，答應中方“俱行鞠躬禮”。

赴德一行，載灃可謂不辱使命，因此一舉成名，不少國外媒體認為“醇親王誠中國之賢王也”，“比之處深宮之內(nèi)不知外情之諸王、貝勒等，其相去又何啻天淵哉”！國內(nèi)民眾也因此備受鼓舞，甚至有人寫詩“從今一代撐天柱，要仗吾王手自擎”，寄托了對載灃的殷切期望。

看來，這位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年輕人并非孬種，慈禧的選擇似乎沒錯。

攝政三年，給予了大清顛覆性改變，間接促成了辛亥革命

載灃上位，最為快意之事，恐怕就是將袁世凱開缺，以解袁世凱出賣他哥哥光緒之恨。這僅僅只是家仇而已？未必。之前，載灃將兩個弟弟安排為管理海軍與陸軍的大臣;之后，又成立“皇族內(nèi)閣”——三種事實的邏輯實在清晰，恢復滿人對政治的主導權。

王爺上任三把火，想恢復滿人對政治的主導權，卻激化了矛盾

載灃的第一把火便是修理恭親王溥偉。

讓年富力強且權力欲極強的溥偉參與朝政，無疑于引狼入室，萬一他懷有異心，不但載灃性命難保，恐怕自己的寶貝兒子溥儀也會遭殃。所以溥儀登基后，載灃并沒有給溥偉安排任何要職。他先是任命載濤、鐵良等人為總司稽查宮廷門禁大臣，加強皇宮保衛(wèi)工作，以防生變，繼而聯(lián)手隆裕太后，以宣統(tǒng)皇帝名義，下發(fā)詔書：“攝政王代朕主持國政，自朕以下，均應恪遵遺命，一體服從。懿親宗族，尤應懔守國法，矜式群僚。嗣后王宮百官，倘有觀望玩違及越禮犯分，變更典章，淆亂國是各情事，定即治以國法，斷不能優(yōu)容姑息。”

載灃劇照

短短不及百字的諭旨，已滿含殺機。溥偉也只得知趣地退出這場權力角逐。不久，載灃順水推舟，賜給溥偉一個禁煙大臣的閑差，供他打發(fā)時光。

第二把火——向權臣袁世凱開刀。

載灃同袁世凱的矛盾由來已久。當年光緒倡導的戊戌變法，正是由于袁世凱的出賣而橫遭夭折。光緒后半生凄慘的瀛臺歲月也是“拜袁世凱的告密所賜”。況且，若想樹立權威、鞏固統(tǒng)治，就必須握有軍權，而當時袁世凱統(tǒng)領北洋六鎮(zhèn)，天下半數(shù)軍隊聽命于他，所以不除掉袁世凱，載灃就不能獨攬軍政大權，便不是名副其實的攝政王。舊仇新賬一起算，袁世凱似乎兇多吉少。

既要奪權報仇，又不能引發(fā)政壇地震，多方掣肘，載灃也只能選擇折中之舉，讓袁世凱“下崗待業(yè)”。雖然沒有徹底鏟除這一大毒瘤，但是畢竟讓他消停了一段時間，載灃也算是對清末政局作出了一大貢獻。

第三把火——處理叔嫂關系。

隆裕的能力不能和慈禧相提并論，卻事事效仿慈禧，時不時過問朝政，要求載灃向她定期匯報工作，并煞有介事地指手畫腳，給載灃下達“最高指示”。起初載灃礙于情面，盡量敷衍，后來隆裕越管越寬，居然開始私自決定軍機大臣的任免。這下子可激怒了載灃，他決定“零容忍”，不再同嫂子周旋，徑直搬出慈禧的那道懿旨，告誡隆裕：只有朝廷重大事件，太后才能出面商議，這些具體政務，不必煩勞大駕。雖然沒有明說，但隆裕心知肚明，這是載灃勸她安守本分，不要越位。隆裕為人色厲內(nèi)荏，一見載灃態(tài)度強硬起來，也就不再多管閑事了……[詳細]

頒布《新訂內(nèi)閣官制》，組建“皇族內(nèi)閣”

接手這個國家時，大廈將傾，內(nèi)廷宗室矛盾，朝堂朋黨紛爭，外部列強凌辱。尤其是已開民智的地方諸侯和地方代表，天天叫嚷“立憲”、“速開國會”，請愿代表有的斷指血書，有的要到北京“自焚”，真是鬧得天翻地覆。到1911年，已是第三次請愿“開國會”了，有的代表們已經(jīng)開始直接叫板，發(fā)出了這樣的口號 “如不速開國會，漢唐元明末造之禍，必將復見于今日”。

5月8日，清政府頒布《新訂內(nèi)閣官制》，裁撤軍機處，改設責任內(nèi)閣，下置外務、民政、度支﹑學、陸軍﹑海軍、農(nóng)工商、郵傳、法、理藩等10部。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徐世昌、那桐為協(xié)理大臣，善耆、載澤、載洵、蔭昌、溥倫、壽耆、梁敦彥、唐景崇、盛宣懷等為各部大臣。國務大臣共13名，其中滿族占7名，漢族4名，蒙古1名，漢軍旗1名，而滿族中皇族又占5名。軍政大權為皇室貴族掌握，故稱“皇族內(nèi)閣”。

對“皇族內(nèi)閣”的出臺，立憲派的梁啟超都憤懣至極，“誠能并力以推翻此惡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則一切可迎刃而解。”它的成立，表明清廷無意立憲，只是借“立憲”之名集權皇族，這一事件直接導致反清革命。

輸給了天意，卻順潮流遜位，讓愛新覺羅家族全身而退。

一個生不逢時、注定悲劇的末代攝政王

載灃是真心希望改革的，而且表現(xiàn)出非常誠懇的姿態(tài)。1909年5月，這位26歲的攝政王，在一次答謝各國使節(jié)和日本親王的皇家宴會上，與各國代表一一握手，極具親和力。他希望各國支持自己的改革藍圖，獻計獻策。這種友善而開明的面貌是清代歷屆統(tǒng)治者中所罕有的。

當然，載灃推行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維持愛新覺羅氏的江山。當時局勢魚爛不已，問題叢生，所以改革宜緩不宜急。他先從整肅吏治、恢復經(jīng)濟、訓練新軍等方面著手，以期大清國能從沉疴中逐漸好轉。不過，諸多舉措顯然已不能滿足國人的胃口。傾向改良的士紳們不斷上書請愿，要求速開國會，革命人士則不時發(fā)動暗殺、起義，星火已成燎原之勢。載灃自然成為紫禁城里最為忙碌的人，一邊同立憲派人掰手腕，希望放慢憲政進程，一邊又與革命黨人賽短跑，撲滅各地起義硝煙。

然而，一切注定都是徒勞，清朝已到了該壽終正寢的時候，這不是一個攝政王所能改變的。

辛亥革命爆發(fā)，時局急轉直下，袁世凱乘機強勢復出，牢牢掌控了軍政大權。形勢逼人，載灃絕望了。1911年12月6日，他向隆裕太后交還攝政王的印章，請求下崗。

辭呈獲準，載灃回到家里，對家人說：“從此就好了，我也可以回家抱孩子了。”看似一句自我安慰的話，背后其實隱含了太多的辛酸與不甘。也許因為年輕，載灃的政治經(jīng)驗欠缺，政治智慧不足，政治眼光有限，但是，過于嚴酷的現(xiàn)實根本沒有給他完全施展才能的機會。他在心里暗暗地埋怨：上天為何如此吝嗇，只留給我不到三年的時間！

這就是載灃，一個生不逢時、注定悲劇的末代攝政王。面對命運，他唯有無奈地投子認輸。

孫中山周恩來盛贊載灃

載灃在辛亥革命爆發(fā)后主動辭去監(jiān)國攝政王的職位。他后來也沒有主張對革命進行武力反抗，也沒有站出來反對宣統(tǒng)皇帝“遜位”。這些表現(xiàn)順應了時代的潮流 和人民的意愿，客觀上有利于革命。到了民國以后，貴族和遺老中有人不遺余力地進行復辟大清王朝的活動，但載灃卻始終沒有積極參與。這一點也是難得的。

載灃后來作為一個平民，作為溥儀的父親，如果他移住長春去依靠他的兒子，在人情上是說得過去的。這同溥儀去當“皇帝”是不同的，同溥杰等人為“滿洲國”效力也不一樣。但他畢竟是一位政治家，是一個反對分裂祖國的愛國者。他在日偽的統(tǒng)治下沒有屈從日本人的一再勸誘，堅持不去東北，在政治上同“滿洲國”劃清了界限。在這件事情上，他充分表現(xiàn)了民族氣節(jié)，政治膽識和魄力。這是他晚年的最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