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傳世的雜文中，《紀念劉和珍君》是非常有名的一篇。在這篇雜文中，魯迅留下了著名的語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他所指稱的就是“三·一八慘案”，“三·一八慘案”發生的當天也被魯迅認為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這起慘案的直接起因其實是馮玉祥對張作霖發動的一場戰爭。當時北方“陰云慘淡，兵氣沉霾”，曾經由馮玉祥占據上風的“國奉戰爭”出現新的轉折，一度被逼得差點要下野的張作霖來了個絕地反擊，他先是打敗并槍斃了起兵反叛的郭松齡，接著又聯合直魯晉各軍，將馮玉祥的國民軍包圍了起來。

此前國共兩黨為反奉倒段，采取了聯合馮玉祥、國民軍的策略。馮玉祥則密囑其助手鹿鐘麟，對學生運動、群眾運動加以保護。這樣在國民軍控制下的北京，由國共兩黨所領導的學生運動、群眾運動便日益高漲，而且都將矛頭集中指向了段祺瑞。早已喪失實際權力的段祺瑞被馮玉祥“挾天子以令諸侯”，所主持的執政府更被夾于各方縫隙之中，沖突方彼此間擠壓得越緊，它也就越倒霉。

1926年3月9日，直魯聯軍在北塘登陸，被國民軍擊退。國民軍隨即封鎖大沽口，不準任何船舶駛入。大沽口涉及到“辛丑條約”，天津外國領事團及北京外交使團因此先后提出了抗議。馮玉祥的主要助手鹿鐘麟只得答應重新開放大沽口，但提出條件：外輪不得為直魯聯軍運兵運械，外船入口不得有直魯艦船尾隨混入。

3月12日，日本領事館通知國民軍，說當天上午將有一艘日本軍艦進入海口，要求國民軍放行。國民軍方面答應了，但日艦一直拖到下午三點才進入海口，而且后面還跟著一艘船（后查明是另一艘日艦）。

國民軍生怕直魯聯軍跟在日艦背面發動偷襲，遂開槍要求緩行，日艦即開炮向岸上還擊。經過一陣交火，日艦退去，雙方互有傷亡。

事后，日本以國民軍破壞“辛丑條約”為由，聯合英、美、法、意等八國公使向執政府發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天津、大沽口一帶的戰爭，撤除對大沽口的封鎖，否則各國海軍將采取行動。

通牒設定的期限是3月18日正午之前。3月17日，執政府外交部作出答復，除為了維護國家體面，空泛地表示通牒內容“超越辛丑條約內容之范圍，不能認為適當”外，實際完全接受了通牒的要求。

當天下午，北京各民間團體在北京大學三院召開聯席會議，決議在天安門前舉行大型請愿活動，要求執政府駁回通牒，并驅逐八國公使出京。

執政府的衛隊旅也由馮玉祥、鹿鐘麟實際控制。衛隊旅旅長宋玉珍年近六十，且身體又不好，具體事務方面主要由參謀長楚溪春負責處理。楚溪春就在這一天接到了上級命令，說第二天學生要在天安門前開會，會后將到吉兆胡同（段公館當時所在地）和執政府門前請愿，衛隊旅被要求到時分別在這兩個地點嚴加戒備。

因前線戰事緊張，鹿鐘麟已經帶著部隊到天津與奉軍作戰去了，馮派的另一名骨干李鳴鐘代理北京警備司令，楚溪春接到的就是李鳴鐘所下達的命令。李鳴鐘在命令中還一再叮囑，要求在學生接觸時必須萬般忍耐，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以免發生意外不幸事件。

這讓楚溪春感到十分為難。之前北京已經有過幾次學生游行，均未出過事故，原因是那幾次都有鹿鐘麟的大刀隊在兩旁隨行，大刀隊兼維持秩序，同時與游行組織者也形成了默契。這次大刀隊也隨鹿鐘麟去了前線，李鳴鐘派不出人來與游行隊伍隨行，完全都要靠衛隊旅獨立維持。

衛隊旅名為一旅，實際僅有兩個步兵營和兩個機槍連。楚溪春分了一下工，他親自到吉兆胡同部署警備事宜，執政府那邊則由衛隊旅參謀王子江負責。部署時，規定前幾排的士兵不準扎皮帶，以免接觸時發生毆打；中間幾排的士兵可以扎皮帶，但不準拿武器；后面幾排的士兵才允許攜帶武器。

1926年3月18日上午，浩浩蕩蕩的游行隊伍在天安門前集會，會后首先到位于鐵獅子胡同的執政府國務院門前請愿。游行隊伍公推了共產黨人李大釗等五名代表，要求面見段祺瑞、賈德耀。

當時段祺瑞在吉兆胡同，賈德耀已匆匆躲開，衛隊便答復說兩人均不在。這一答復引起群情激憤，眾人高唱著《國民革命歌》和“打倒列強除軍閥”、“打倒段祺瑞”等口號，向執政府沖去。

據在場的上尉軍械員邱霖說，當游行隊伍沖擊執政府時，學生用帶著鐵頭的木棒打士兵的頭，并且痛罵士兵是“衛隊狗”、“軍閥走狗”，這時士兵還能遵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規定，只是一個勁地被迫后退。

眼看著學生就要沖進執政府的大門，負責指揮警衛的王子江從沒有經歷過這種陣勢，急忙命令附近的士兵：“開槍吧！”他的本意是讓士兵朝天鳴槍，把學生嚇跑就算了。開始士兵也確實是向空中鳴槍的，但是并未能夠嚇退游行人群。游行隊伍中還有組織者大聲喊道：“不要怕呀！是放空槍，不要怕！”

人浪繼續往前涌去。處于高度緊張狀態的衛隊終于失控，他們竟然向游行隊伍實施了平彈射擊！

鐵獅子胡同地方狹小，游行隊伍人多擁擠，無法臥倒或躲避，頓時血肉橫飛，陳尸遍地。現場氣氛恐怖，慘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