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3日，一艘意大利輪船緩緩駛入上海黃浦江。一位大胡子的外國人，住進了外灘附近的大東旅社，他登記用的名字是中國化名“倪公卿”。這就是對中共建黨極有關系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較馬林略早幾天抵達上海的，還有一位名叫尼科爾斯基的俄國人，他是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派來上海調查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情況的。

不久，馬林與尼科爾斯基同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代理書記李達及李漢俊秘密會面了。在聽取了“二李”的報告后，馬林建議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以便正式成立全國性的組織。

據李達后來回憶：“6月初，馬林(荷蘭人)與尼克洛夫(俄人，即尼科爾斯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后，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于是由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2人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于7月1日開幕……”

馬林拿出他帶來的經費，每一位代表發給路費100元，回去時再給50元。當時全國已有5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北京、上海、武漢、長沙、濟南;后來還有廣州)，加上日本東京、法國巴黎(即中國留學生)，一共是7個地區。全國黨員則一共有57名。

信款由李達寄出，各地小組商議派出代表。

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接到通知后，便及時開會選舉代表。當時李大釗正公務繁忙，去不成上海，張國燾和劉仁靜最后被推為代表。也許是機緣，張國燾便成了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代表。對于此事，史界一直頗有爭議。

張國燾自己回憶道：“北京支部應派2個代表出席大會。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

劉仁靜則曾作如下回憶：“1921年暑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張國燾教數學、物理，鄧中夏教國文，我教英文。正在這時，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可能是李達寫的)，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2個人去參加。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會議是誰主持的，我已記不清楚。李大釗、陳德榮沒有參加這一會議。會前是否征求過李大釗先生的意見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氣，就是征求他的意見他也不會反對。在會上，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于是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人去出席‘一大’。”

在另一處，劉仁靜這樣做了分析：“在北京小組里，李大釗自然是公認的領導人。他和藹可親，循循善誘，是我們的良師益友。由于他的威望、貢獻，我們平時都尊稱他為‘李先生’;再加上他因學者名流身份，目標較大，不宜隨便參加我們的活動。至少在我心中，李大釗與其說是我們的組織領導人，不如說是我們的思想領路人。這就是我們習慣于尊重他的意見，但在組織活動中卻并不事事都去打擾他，而寧愿把他是否出面的問題留給他自己去決定。

“在北京小組里，張國燾是另一個重要人物，他是日常工作的實際組織者、會議的主持人，他又是小組的元老之一，我就是他發展入黨的，所以在我心目中，他也是小組的負責人。

“在北京小組里，鄧中夏和羅章龍是積極分子，在各項工作里都表現出很大的熱情和很強的工作能力，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績。他們是小組的骨干力量。

“我自己當時也算是比較積極的。不過我的積極性主要表現在熱心鉆研馬克思主義上，那時張國燾就說我是書呆子，說我逢人宣傳無產階級專政，滔滔不絕。

“小組的成員還有高尚德即高君宇，他也是個熱血青年，積極性高，但由于參加小組時間不長，在組內的影響還不大。另一個成員叫陳德榮，有無政府主義傾向。還有一個叫李梅羹，是個很老實的人……

“當時小組的情況就是這樣。按道理說，小組代表應該是小組的主要人物，不過在實際選舉過程中，還有一些其他因素起作用。

“我依稀記得那一天李大釗沒有出席。當時出席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開會，但并沒有誰想到去出席一個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也沒有誰想爭當這個代表。

“我記得會上沒有選舉李大釗。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說李大釗因校務繁忙，不能前往。這也許是他和李大釗事先研究時得到的印象。但這也符合當時我們的想法。即由于對‘一大’的意義認識不足，一般習慣于在組織活動中不驚動李大釗，因而沒有選舉他是并不奇怪的。我記得選舉的情況是：首先大家一致選張國燾當代表;在選第二個代表時，曾提出鄧中夏和羅章龍，然而他們十分謙讓，以工作忙不能分身為由辭謝，這樣最后才確定我當代表。”

對于德高望重的李大釗并沒有參加中共“一大”，世人都很關注。劉仁靜又寫道：“李大釗先生當時沒有參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估計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脫;另一方面，當時我們北京小組開會研究誰去上海出席‘一大’時也沒有推選他。”

中共另一主要創始人和思想靈魂、“五四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當時并不在上海(也不在北京，而是在廣東)。他雖然也沒有參加“一大”，卻指定了包惠僧代表自己參加。此外，興許，孤傲桀驁、目空一切的陳大教授，并沒把這次會議看得何等的重要和崇高。

而羅章龍對于派代表參加中共“一大”之事有更為詳細的回顧：“1921年暑期將臨的時候，我們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時陳獨秀亦從南方來信，不在上海)，要我們派人去參加會議。我們對會議的性質并不如事后所認識的那樣，是全黨的成立大會。時北方小組成員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個補習學校兼課，就在那里召開了一次小組會議，會上推選赴上海的人員。守常先生那時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原索薪會主席為馬敘倫，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這次索薪罷教達10個月之久)，在場的同志因為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于長辛店、南口之間，忙于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會上未作更多的準備工作，劉仁靜赴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然后才到上海的。”

少年中國學會是李大釗等人創建的一個進步革命團體。

劉仁靜和羅章龍的回憶雖然不完全一致，但都說明，張國燾和劉仁靜被推選出席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有著相當偶然的因素。這些因素主要是：(一)對會議的性質并不如事后所認識的那樣，是黨的成立大會，以致于主持教師索薪工作的李大釗連推選代表的小組會都沒有參加;(二)其他的人工作離不開，不能去;(三)張國燾有可能當時已在上海，劉仁靜則順路要去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的會議。

就這樣，張國燾成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而這也便成了他在以后的政治與革命生涯中一段不可多得的資歷。中共建黨元老的光榮歷史，再加上五四運動學生領袖的金字招牌，使他在10幾年后的鄂豫皖蘇區倍受人民敬仰，連驍將陳昌浩也因此極為信賴這位頂頭上司。這真是一道神圣的、燦爛的光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