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較為開放的時代氛圍，無疑鼓勵了士大夫們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著時局與世風的趨向。這種局面的出現，一方面由于統治者政策上鼓勵敞開言路，不罪言者;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儒家文化傳統的熏陶與濟世精神的復振，使得士大夫們的批判意識、參與意識空前高漲蔚為滲透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個層面的時代風氣。仁宗中期，以范仲淹、歐陽修等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矯厲尚風節”，作為只是結構、能力結構比較全面的綜合型人才，他們學術上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段”，政治上“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他們以天下為胸懷，以“天道”“公議”的旗幟，作為凝聚自身的號召、制約君主的力量。他們一方面自本朝的政治實踐中汲取思想資源，一方面也積極建樹當時社會所需要的理性價值體系。

慶歷(1041—1048)初期，國家面臨空前的內外壓力，財政、吏治、軍備問題及各類社會矛盾愈益突出，引起強烈關注。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抨擊積弊，力倡新政。在日漸高漲的改革呼聲中，慶歷三年秋，范仲淹進《答手詔條陳十事》，指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批評國家“綱紀制度日削月侵”，“不可不更張以救之”。他開宗明義地提出“端本澄源”的原則，即“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而這一奏章，即成為“慶史新政”的綱領性文件。

同年秋，新政的另一主持者、樞秘副使富弼上章《乞編類三朝古典》，其中強調“法制既立，產后萬事有經而治道可必也”。而他所說的“法制”，也是指祖宗之“成憲”;他認為，“守基圖禍亂之本”，即“振頹綱、除弊法”的可行辦法，是搜討三朝典故及諸司文字，分門類聚，編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為模范”。

這些批評時政的士大夫，所揭舉的改革旗幟，是弘揚祖宗創立的“紀綱”、“成憲”，是復振祖宗之法。他們的主張著眼于振興法制，寄寓著對政治清明的憧憬;其中所傳達的，不是因循保守的傾向，而是對于現實政治的不滿，以及要求整飭、要求尤為的迫切愿望。

意識到“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新政的倡行者們，在變革的啟動階段，是比較謹慎小心的。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入朝之初，主要精力用于對付西北邊患。慶歷三年八月丁未，范仲淹被用為參知政事，富弼任樞秘院副使，二十天后，仁宗開天章閣，仍是問御邊大略;其間再頒手詔催促：進來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韓琦暫往陜西，范仲淹、富弼皆在兩地，所宜盡心為國家，五事建明不得顧避。兼章顯等同心憂國，足得商量。如有當世急務可以施行著，并需條例聞奏，副朕拔擢之意。

并于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條陳當世急務于前。這樣“遲回近及一月”，才有了范仲淹等人的奏陳。歐陽修將這種“遲回”解釋為范仲淹等人的“避權”，慶歷五年二月，他在新政暗淡退場時憤憤不平地上疏，論“小人欲害忠賢必指為朋黨”，其中說及新政發動時的情形：

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事難遽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援，但欲漸行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

顯然，在涉及根本性問題，涉及君臣關系的方面，范、富等人相當慎重。而這種時候，針對時政需要“舉祖宗故事”，則成為可行的手段。

對于新政派而言，多層面的祖宗法具有多重的意義：不僅是新政派復振綱紀的楷模，也是他們主觀上保護自己的屏障。慶歷三年盜起淮南，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御，厚賂使去。事聞，富弼議誅之，范仲淹欲宥之。面對富弼“舉法而多方沮之”的責備，范仲淹語意深長地“密高之曰”：

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此事后來令富弼感慨萬端，以至于稱“范六丈、圣人也”。

從現象上看，慶歷新政的支持、反對雙方并未就“祖宗之法”正面展開沖突;新政是由于觸犯了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受到誣謗而失敗的。李燾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0，慶歷四年六月壬子條中記載道：

天子以仲淹士所屬，……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極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幸者不便，于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

當時，被認為“深厚有容”的宰相章得象，雖然委以與范仲淹等共同“經畫當時急務”的重任，史稱其“以違眾意”，“無所建明”事實上樂觀新政之敗，甚至在背后組織抨擊;二府的執政賈昌朝、陳執中，御史中丞王拱辰等，都對新政持否定態度。監察御史劉元瑜、右正言錢明逸等，對于新政主持者的批評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多挾朋黨”“欺罔擅權”，二是“更張綱紀，紛擾國經”(例如考課法、任子法、磨勘法等)，而他們針對新政提出的主張，是“望酌祖宗舊規，別定可行之制”。

雙方為論證自身意見的合理性，皆標榜“祖宗之法”以為依據，而他們所闡述、所宣揚的祖宗之法，關鍵迥然不同。一派力量要求更張變通，以期再振祖宗綱紀;另一派則強調成規舊制的穩定，反對紛紜生事。

趙宋的“祖宗之法”受到尊敬并且愈益在現在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是在仁宗時期。“祖宗之法”提法的出現，并不以為這在當時對其含義有著一致的認識;相反，正是由于這個提法一方面傾向鮮明、一方面內涵外延含混，因而使它更易于為當時的士大夫普遍接受并援引利用。透過表象的紛繁，我們看到，“祖宗之法”的出發點著眼于防范弊端，主要目標在于保證政治格局與社會秩序的穩定;它以“召和氣”為念，希望庶政平和而警惕變更的代價。基于這一立意，它要求充分貫徹維系、制約的原則，允許一定限度內的調整與“革弊”但戒惕抵斥強烈的沖擊。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的相互扶持、和衷共濟，他們敢為天下先的任事精神，他們對于政策法規的銳意更革，無不沖擊著長期以來固守先的循默政風，進而觸動了帝王意識深處對于高級官僚中形成集團勢力、對于朝野間掀起政治波瀾的警惕。

仁宗朝，朝政以寬松開明著稱，卻又暴露出國家行政施為滯緩的問題。或許可以說，這種一體兩面的特別，是北宋開國以來政策基調發展造就的結果。慶歷新政的出現與夭折，正與次有關。由于其滯緩，當時士大夫“皆患法之不變”;由于其開明而“德澤深厚”，使這段時期成為后世士大夫心目中的“盛世”——甚至是“圣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