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古代北京城市管理》記載：明初，北京城市人口只有9.6萬，到洪武八年，即公元1375年為14.3萬人。永樂十九年，即公元1421年，朱棣自南京遷都北京后，依南京之例，將北京城按方位劃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城，各城置兵馬指揮司，隸屬都察院，為稽察京師地方治安的機構，戶籍人口也屬該機構管理。

隨著移民政策的不斷推進，明朝北京的城市人口不斷增加。據《北京晚報》有關文章：到嘉靖年間后期至萬歷年間初，北京城市居民計約13.4萬戶，其中內城8.46萬戶，外城4.94萬戶，以每戶5口人計，則明代中后期北京城總人口約68萬人，如果加上駐京的軍人及家眷以及居于皇城內外直接服務于宮廷的人員，到了明朝后期，京城人口已達18萬戶，85萬人，城市人口密度大大增加。為此，明代朝廷從弘治年間開始逐步疏解京城人口，隆慶、萬歷年間仍繼續了調控北京人口的各項措施。

一、明代疏解京城城市人口的三大政策：整治關廂，遣散游民。

一是外遷京畿衛所軍士去邊戍屯居。永樂至宣德年間，大量衛所軍士遷居京師，導致北京城市人口劇增。為疏解城市人口和加強防御，弘治年間便開始外遷京城及京畿衛所軍士，實行邊戍屯居。朝廷在長城沿線設置九個軍事重鎮(也稱“九邊”)，后又在北京西北增設了昌平鎮和真保鎮，統領大批衛、所的官兵保衛邊防。他們大多亦兵亦農，戰時打仗，平時從事種植和畜牧業生產。如今京郊及周邊地區以“營”、“堡”、“衛”、“房”而稱的地名，相當一部分與當年的衛所軍士遷離京師、戍邊屯居有關。

二是將當初從外省移民到北京的部分人口勸返回原籍。朱棣稱帝初期，為鞏固自己的政權，曾實行移民政策，大量屯兵、屯民、屯商于北京，僅永樂初期就遷移了兩萬多戶，達數萬人，充實了京城及京畿的人口。但隨著人口膨脹，那些外來移民就成了疏解對象。為了鼓勵移民返鄉，朝廷實行了較為優惠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根據每戶的人口數量及路程的遠近，給予一定的路費和安置費等，所以不少人愿意返鄉，短短的幾年時間就有不少人返回故鄉，其中以來自山西的移民居多。據記載，城西有楊氏大戶，自山東濟寧移民進京70余年，家中尚有百歲老母，為此主動率全家20多口人返鄉。順天府尹聞之上報朝廷，萬歷皇帝特賜金匾一塊，上書“仁孝”兩個大字，并賜銀千兩，予以褒揚，實為鼓勵移民返鄉。

三是整治關廂，遣散游民。何謂“關廂”？據《明史·食貨志》記載：“在地曰坊，近城曰廂。”即城門外大街及其附近地區為“關廂”，也就是泛指城門外兩三里之內的居民聚集地。早年間老北京城的城門外都有關廂，也是大量商販和無業游民聚集地。從隆慶年間開始，朝廷令順天府會同五城兵馬指揮司整治關廂內外，并令所轄大興、宛平二縣配合。將整治重點鎖定于永定門、德勝門、西直門、朝陽門關廂，因這四個城門處于京城的東南西北方向，城門內外聚集的人員最多。特別是德外關廂元大都時在城內，明朝建城時將大都北城墻往南移了五里，于是北邊原本城內的五里地被劃到了城外。因此，德外關廂區域最大，居住人口最多。順天府制定了三條整治政策：其一，沒有“京籍”，即北京戶口者，須搬至離京百里外的地方;其二，房子可以拆走，如愿意空手出門，可以領到一些補償款。其三，有“納戶執照”者，“營業者不得超過五人，超者裁之。”經過幾年的整治，到萬歷初期，各關廂內外居民大為減少。

二、清朝采取多項措施疏解北京人口：嚴格控制外省駐京的官員。

清順治元年，即公元1644年，清廷定都北京后，基本上沿襲了明代的城市管理制度，但順治初定都北京即于內城“分八列旗，拱衛皇居”，并遷移內城漢人之官民商賈于外城，推行兵民分城居住。清初北京內外城人口約11.7萬戶共55.6萬人，其中內城八旗人口計約8萬戶共40萬人。

隨著清朝政權的穩定，北京人口不斷增加。一是關外的滿洲八旗和蒙古八旗居民不斷遷往北京;二是外省到京城謀生的人不斷增加;三是進京投親靠友的外省人增多。據《古代北京城市管理》記載：乾隆末年，即公元1795年，北京內外城人口約15.74萬戶，74萬人，其中內城約11萬戶，50萬人，外城4.74萬戶，24萬人。

面對北京“戶口日繁，待食者眾，無余財給之，京師亦無余地處之”的壓力，清政府從雍正年間至乾隆年間先后采取多項措施疏解人口。

首先是將部分駐防在內城的八旗兵丁及家眷移至外城或郊外，按鑲黃、正黃、正白、正紅、鑲白、鑲紅、正藍和鑲藍等旗分別建房于城郊，移內城兵丁攜眷分駐，至乾隆中期，清政府于四郊建造營房累計達4.8萬多間，派駐京師八旗子弟人口總計約8萬余。其中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在圓明園建造營房1萬間，分駐八旗護軍5700多人。乾隆十四年，即公元1749年，于香山設立健銳營，常規編制2000多人，另有家眷等。乾隆三十五年，即公元1770年，設藍靛廠火器營，有各種營房、官房1700多間，“額設鳥槍護軍二千六百四十三人，養育兵七百零八人。”同時還將部分八旗兵丁及家眷派駐北京之外的省份駐防，雍乾兩朝先后遷出駐防官兵及家眷約計9萬余人。

隨著京城八旗人口的膨脹，京師閑散旗人的生計越來越困難。清琴川居士所輯《皇清奏議》稱：京城“房地減于從前，人口加于十倍……雖百計養之……終非久遠之謀。”京師閑散旗人“舉數十萬不士、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于王家，而可以為治者”，所以這些閑散旗人被視為重點疏解對象。據史籍記載：雍正二年，以京畿新城、固安官地341頃制為井田，令無業旗人屯種。乾隆二十一年，即公元1756年，再次疏解閑散旗人，原定計劃三千戶，分為六起，每年派遣一起，每旗500戶，仍是按旗攤派，而且規定要“擇其族眾，有眷屬者揀派”，眷屬一律不準留京。四年間，從北京遣往拉林，即今日黑龍江省五常市、阿勒楚喀，即今日哈爾濱市阿城區的京旗閑散人有兩千多戶近萬人。雍正至道光四朝，前后又遷移京師閑散旗人包括閑散宗室約兩萬人，于東北及畿輔等地屯種。

清康熙及雍正年間初期，有大量外省人涌入北京，謀取生計，被稱之為“流民”，由此使京城人口迅速增加。為此，雍正初年提出“就食京師流民，清查口數，資送回籍”，此后又規定：“閑散游蕩，立宜擯逐。惟候補、候造之人，讀書之人，貿易生理之人，方可聽其在北京居住。”

對外來人口有所控制，首先是對外省來京的官員、胥吏和文人住京有嚴格的限制。由于京師實行“滿漢分城居住”，依據定制，漢員皆僑寓南城。二是長期居住在北京的外來人口，按流寓人口編定保甲。租住民房的客民，必須有切實可靠的保人，也就是以房管人。“官府按月點卯，酌量分定日期，俾得逐一查照循環號簿，詳細詰問，毋許容留來歷不明之人。”

三、京官卸任嚴催回鄉：若潛匿京城或私自來京，均要問罪。

為獲得“京籍”，曾有“流民”私下里賄賂兵馬指揮司官員。據《清代野史大觀》記載：乾隆年間，南城前門外廊坊頭條有鄧姓商戶，在京經商多年，但無“京籍”，便私下里給了南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的正七品官員唐某三千元的銀票，請其將自己的名字納入坊巷號簿之中，不想此事敗露，二人均被懲辦。鄧某被處罰銀及枷號兩個月，唐某被革職，重笞后流放寧古塔，即今日黑龍江省寧安市。由于對外來人口嚴格控制，到光緒三十四年，即公元1908年北京內城居民為45萬人，外城居民為30萬人，低于明朝盛期的85萬人。

清朝退休制度規定，年滿60歲的官員即可退休，退休后官員仍名列官籍，享有免稅免役特權，并有向皇帝陳訴地方政務情況的權力。退休官員一般均回原籍養老，僅有少數高級官員可留住京城。據《清代官職》記載：“凡京官革職、休致、解任，嚴催起程。”即使留居京師，“亦多占籍大興、宛平二縣”，即搬出內外城，到京畿居住。清廷要求“各部院衙門書吏，五年役滿考職后，即嚴催回籍。若潛匿京城或私自來京，均要問罪。”

盡管朝廷對退休官員回原籍養老有寬厚的“政策”，但仍有不少人不愿離京返鄉。乾隆二十八年，即公元1763年，臨桂，即今日廣西桂林人陳宏謀奉調進京，歷任吏部尚書、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最后官至東閣大學士。八年后因病且年逾古稀辭官，但想留在京城久居。乾隆皇帝親自到陳府做其“思想工作”，勸其返鄉，并設酒席為其餞行，同時御令其回鄉所經過之處的地方官員要在20里內料理護行。陳宏謀深感皇恩浩蕩，10日后帶著家眷及傭人30余口返鄉。乾隆皇帝此舉使不少退職、辭職官員打消了留京久居的念頭，紛紛離京返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