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二十四史，家族腐敗史不絕書。民間流傳了幾千年的古語 “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可以視為家族式腐敗的一個最為通俗的注解。當然，有權利必然會引起貪腐的欲望，那么古代有哪些方法控制家族權利呢？

其實，家族式貪官只不過是家族式腐敗的冰山一角。家族式腐敗有兩種情形，一是身居要職的官員，家族的全部或大部分成員依仗權勢侵吞國家、社會財富，形成貪官家族;一是有些腐敗家族不只貪財，還企圖控制政權甚至取而代之。為了做好有效防控，保衛帝王這一小家，針對不同類型的家族勢力，出現了不同的做法和制度。

外戚者，皇后、皇太后一姓之親戚也。“ 祖宗成規 ” 成為制約外戚的重要法寶。東漢時，“ 后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宋代為皇帝選皇后，特意 “選于衰舊之門，庶免他日或撓圣政 ”。所以，宋代 “ 女子之防尤嚴 ”，不允許后妃預政。個別得寵后妃，恃寵干政，皇帝一旦發現，也予以嚴裁。這些 “ 故事”，被固化為 “ 祖宗遺訓 ”，深入人心，轉化為朝野人士的共識和自覺，是對后妃勢力的最有力的制裁。

宋代重文輕武，外戚 “ 不得任文資”，就不可能占據要職，自然也形成不了太大的政治勢力。但也有先為高官而后聯姻而成外戚者，則可任文官，但一不許任侍從官，二不許任二府要職。宋代凡帶殿閣待制以上職名，皆為侍從官。因此，宋代外戚受到很好的抑制，沒有形成勢力集團。把持朝廷、弄權舞弊的只有外戚韓侂胄和賈似道，且都出現在南宋后期朝綱混亂之際。

但是，這些制度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落實，外戚就會成為心腹之患，如到了清代，雍正歷數外戚年羹堯種種罪狀共九十二款，款款都直指權力家族化與腐敗，都 “當大辟，親屬緣坐”。士大夫家族一旦擁有權勢，便成為家族腐敗的源頭，或者說，家族腐敗是權力腐敗的變種或形式，而且單個人腐敗一旦上升到家族腐敗，往往便形成政治權力斗爭。

因此，家族腐敗威脅政權。最低層次上容易引發黨爭，任人唯親，是政壇上的毒瘤，因此，歷代帝王都采取了相應的防控措施。一個很重要的舉措是，科舉上抑制官二代。科舉在長達1300多年歷史上為寒門士子晉身參政提供了機會，但各個時期都有相當一部分官員子弟并非依靠自己的真才實學，而是倚仗父輩的權勢實現金榜題名，這實際上剝奪了很多寒門子弟的政治權利。

因此不少帝王有意識地將抑制官員子弟應試作為獎掖寒士、體現公平的一種手段。唐代明確提出 “ 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 ”，宋代專門創立了“ 牒試 ” 制度，規定官員子弟、親戚、門客須專送別處考試。為了防范家族權力過甚而腐敗，宋朝還規定，官爵不能世襲，此后更是形成制度，這就使官員的權力 “一代享用便盡 ”。

王明清在《揮麈前錄》提到，本朝父子兄弟為宰執者有二十余人，但是他們并不單純依靠老子的權勢，主要還是憑個人的奮斗，依賴于選官制度。因此，他們在實際的政治活動中，時時表現出維護皇權的一面。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內閣首輔翟鑾的兩個兒子同登進士，時人譏之“ 一鸞當道，雙鳳齊鳴 ”，翟鑾也因此被彈劾 “ 有弊”。嘉靖皇帝震怒之下，將翟鑾父子罷黜為民。萬歷八年(1580)，內閣首輔張居正的第三子張懋修考中狀元，長子張敬修同時中進士。

消息傳來，輿論嘩然。馬上令人想到三年前其二子張嗣修已考中了榜眼。時人作詩諷刺：“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做探花郎！”兩年以后張居正去世，張氏兄弟考中狀元、榜眼的事，便成了張居正的一大罪狀。咸豐八年(1858)，發生的戊午科場案中，主考官柏葰因家人收受考生賄賂，事發后被處以死刑。

清朝康熙時亦曾要求大臣子弟參加考試單獨編字號，規定取中名額，以實現 “ 大臣子弟既得選中，又不致妨孤寒之路”。同時，不少帝王對于官員子弟參與科舉舞弊實行嚴懲。為了從根源上控制權力家族化的腐敗趨勢，從源頭上分散權力、從刑法上約束以及實行言官制等舉措都收效明顯。此外，歷代帝王還推行恩蔭制度以彌補家族權力欲。士大夫家族的形成一般有兩條渠道，一是科舉晉身，二是恩蔭晉身。前者取其才能，后者籠絡其心，當然也不排除皇帝故意為之，意在讓其后代輕松上位，墮其苦學進取之心，使其自我衰落。

制度設計上，為防控有的家族勢力膨脹，帝王有意識地維護即將衰落的家族勢力，以達到權力平衡制約。宋代還利用恩蔭制度滿足官員的富貴享受之欲，以息其權力欲，其規模史無前例。蔭補的范圍非常廣，花樣也多。雖然恩蔭制度在頂層設計上也對恩蔭晉身者予以了限制，但也是腐敗產生的重要原因。因而它是一把雙刃劍，遭到寒門士子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