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種社會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統治階級和人民的矛盾，統治者內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等等。唐玄宗開元時期，社會經濟雖然達到空前繁榮，出現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時由于封建經濟的發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莊田，恣行兼并，莫懼章程”，以至“黎甿失業，戶口凋零，忍棄枌榆，轉徙他土”。均田制破壞，均田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統治集團日益腐化。從開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過著縱情聲色的生活，楊貴妃一家勢傾天下，任意揮霍，宮中專為貴妃院織錦刺繡的工匠就達七百人，楊貴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錢就上百萬。楊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官掖。車馬仆御，照耀京邑，遞相夸尚。每構一堂，費千萬計”。統治階級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使廣大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亂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劍”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達十九年之久。他在職期間排斥異己，培植黨羽，“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為引重”。繼他上臺的楊貴妃之兄楊國忠，更是一個“不顧天下成敗”，只顧循私誤國之人，他公行賄賂，妒賢忌能，驕縱跋扈，不可一世。奸臣當道，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尤其是楊國忠與安祿山之間爭權奪利，成了安史之亂的導火線。此外，西北派節度使哥舒翰與東北派節度使安祿山之間，也素有裂隙。內外交錯，使唐玄宗后期統治階級內部君與臣、文臣與武將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

民族之間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隋唐以來，河北北部幽州一帶雜居著許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敗突厥以后，又遷徙許多突厥人在這一帶居住。他們的習尚與漢人不同，互相歧視，安祿山正是利用這點拉攏當時的少數民族上層，作為反唐的親信。史稱安祿山于天寶十三載(754年)亂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將軍和中郎將。在他的收買下，當地少數民族竟把安祿山和史思明視為“二圣”。

中央和地方軍閥勢力之間的矛盾，則是促成安史之亂最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壞，從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這些召募來的職業軍人受地方軍閥的收買籠絡，和將領形成一種特殊的盤根錯節、牢不可分的關系。加之，開元以后，在邊防普遍設立節度使制度，他們的權力越來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寶元年(742年)，邊軍不斷增加，達到四十九萬人，占全國總兵數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東北和西北邊境，僅安祿山所掌范陽等三鎮即達十五萬人。而中央軍則不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太差，平時毫無作戰準備，打起仗來，不堪一擊。節度使的日益強大，與中央政權矛盾日深，到天寶末年，終于爆發成為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的性質是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的斗爭，更具體說，是唐中央政府與地方割據勢力的矛盾斗爭。安史之亂的首領們雖曾利用了人民對唐王朝的反抗情緒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這并不能影響這次叛亂的根本性質。另一方面，在戰亂中由于安史叛軍對人民的殘暴行徑，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顏杲卿、平原太守顏真卿以及張巡、許遠的死守睢陽等的反抗斗爭，這些局部地區反暴政的斗爭是正義的，但同樣也絲毫不能改變整個戰爭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