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曾在明元帝面前得意地指點江山、品藻人物。他說王猛是苻堅的管仲，慕容瑋是慕容恪的霍光。劉裕是司馬德宗的曹操，必定篡位;赫連勃勃是背德豎逆的小人，必將覆滅。

明元帝好奇地問他，那大魏國的太祖皇帝是什么，他說是伏羲氏，是神農氏。這話聽起來是像是拍馬屁，但有學者認為，用荒蠻時代的漢族首領來比喻鮮卑太祖皇帝，“其語直斥鮮卑之野蠻”。

作為人文學術的繼承者，崔浩把周孔之學獨攬于懷。但在他的同僚看來，他的那一套有些過氣，他不喜歡道教，卻喜歡道士寇謙之，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寇謙之說的那句闊氣的話，我是來繼千載絕統的。他專門為這個道士的鼻祖寫了二十余篇歷史教科書，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跡，大旨以恢復上古分封制為要，但別人覺得，他只是想讓朝廷承認世家大族權力地位為合法。

對崔浩來說，歷史寫作的意義其實早已超出了歷史學本身，它涉及道統或文明血脈的繼承和維系，當然也包括，在五胡亂華的舞臺上，重整或復興那已被攪得支離破碎的人倫秩序和禮法規范。可是他怎能挑起這本不該由歷史學來承載的重任？他不過是花二十年心血為清河崔氏換取一場滅門之災，連著被他推崇、聯為姻親的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這在當時漢文化的繼承者都跟著掃滅殆盡。

閔湛和郄標，崔浩歷史寫作團隊中的兩個次要人物，但他們能掀起一股驚天巨浪。他們曾給皇帝上書，說馬鄭王賈四大家注述六經多有疏謬，不如崔浩所注六經之精微。希望皇帝恩準，把崔浩的正確闡釋頒布天下，讓后生晚輩有研習的范本，他們在拓跋燾那里大拍崔浩的馬屁，讓崔浩把他們視為知己門生，高興地上表推薦他們，說他們多么有著述的才華，但他并不知道，他們其實用的是“預先取之、必先予之”的古法。

接下來他們引誘崔浩同意他們把正在修撰的拓跋鮮卑國史，刻在交通要道邊的那片碑林之上，用于永垂不朽，也作為一個秉筆直書的史官“不虛美、不隱惡”的英勇見證。

但顯然，古往今來沒有什么可以永垂不朽。這些矗立在歷史深處的石頭矩陣，后來濺滿了修史人的斑斑血跡，這些修史人夾在政治和歷史之間，自覺的或不自覺的重構過去、確認當下，并期待未來。但他們無疑都落入歷史的黑洞。

不知道為什么，崔浩屬下樹碑刻史五年之久，在天子的眼皮子底下，占地方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萬人次，日以繼夜做工，天子或肱骨大臣卻從不出面過問這事，也沒有記載表明，這項事關祖先和當今榮辱的國家工程，曾征得皇帝和朝廷的同意。就這樣一任它自由地壯大，直到某天它的始作俑者忽然跳了出來說：人們是如此驚訝于石頭史記上的那些丑陋不堪的過往，當然，這不是小人的成功，而是他們背后那古今都在的復雜而曖昧的“我們”的勝利。

崔浩被裝上囚車押往刑場的時候正好七十歲，從弱冠之年算起，他為這個政權驅馳操勞了整整半個世紀。伴隨這個國從一個草創的鮮卑政權到崛起到強大的中原帝國，他的功勛在朝中已無與倫比。

但現在，幾十名鮮卑大兵把他們高貴的小便澆到這個心力交瘁的漢人老頭身上。這不止是逝去年代里我們民族融合所難免的一次種族主義的“相煎何太急”，它還是一次“我們”對于“我們”所憎惡的“奸黨“的絞殺與褻瀆，不管這“奸黨”象征著先知、斯文、繼絕統者或者罪有應得的自以為是者。

然而鮮有人注意，連天上的事都曉得的崔伯淵其實是一個軟弱和無助的人，據說連家人也罕有知道，那時父親崔宏病重，他剪去指甲，截短頭發，跪在庭中，叩頭流血。他是在向天祈禱，以已之身為父請命，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看來他與上天的關系，并沒有他所表現給人們的那么神奇。

當他行將就死的時候，他是否想起當年這失敗的一幕，又是否會懷念當年和父親一同坐著軺車穿行鬧市的風光，是否會想起母親大人，那個在兵荒馬亂的年代里帶著孩子們到處逃亡的女人，她常饑饉無以糊口卻從不敢忘掉禮儀仁義來教誨子弟。

后來崔浩專門寫《食經敘》痛徹地說，如今他衣重錦，食梁肉，卻再也不能如子路負米百里之外以孝敬恩親了。另外，崔浩是否也想起當年在衰老的道武帝身邊喝粥那一絲孤獨的溫情，他是否還會……

然而他那自詡高貴的頭顱終要隕落了，然而沒有人誰能夠真的殺死誰，人們只不過會死于他們心中的那個道，崔浩只是其中的一個——被自己所堅守的東西誘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