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濤齋。直隸天津人。清末、北洋政府官僚，北洋政府總統(tǒng)。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錕、吳佩孚逼他去職。徐世昌被迫退位，蟄居津門。

下野后的徐世昌不聞政治，日常生活以看書、繪畫、寫字、賦詩自娛。他晚年談論的三個主要話題：一是向家人、來客炫耀他昔日的“政績”，特別是在清朝出任東三省總督的“光輝歷史”;二是談他自己的詩、書、畫，他常以自己是“文藝全才”而自居;三是以自己年過80仍身體強健，而大談養(yǎng)生之道，得意之時常吟“八十老翁頑似鐵，三更風雨采菱歸”的詩句。

他的家庭充滿了封建色彩，家屬后輩見他時從沒座位，只限于請安問候，很少與他一起敘敘家常。但深得他寵愛的女兒、侄女卻可以隨意與他說笑、玩耍，只是不許她們獨身出門，更不許私自進戲院、影院。對過去的下屬，他一直保持著封建統(tǒng)帥的作風，如王懷慶、陳光遠等，逢年過節(jié)或給他祝壽時，總要按對待“老帥”的舊禮叩首請安。一次陳光遠請徐在自己的照片上題字，徐欣然題詩，然后逐句講給陳聽，每聽到好處，陳便躬身請安道謝，一首詩還沒講完，陳已請安十數次，而徐則端然穩(wěn)坐，受之安然。

徐世昌酷愛古硯、古墨，收藏端硯頗多，并將各硯花紋題識墨拓而成《百硯譜》，1926年刊行，成為中國近代唯一一部評硯專著。他的藏畫、藏書頗豐，早在1907年，與嚴范孫創(chuàng)建天津第一家官辦圖書館——直隸圖書館時，他就曾捐贈大量書籍。只可惜在1939年大水災中，藏書損失殆盡。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發(fā)生后，徐世昌非常關注，為及時了解事件的發(fā)展，每天都讓侄女給他讀報，并對外聲明了自己的立場：“中國只有團結抗戰(zhàn)，才能救亡。”當聽說蔣介石已接受了張學良的八項主張，停止內戰(zhàn)，一致對外后，徐世昌不無憂慮地說：“縱然有些諾言，也許是權宜之計，過后未必就能算數。”蔣介石后來的所作所為，果然未出他之所料。

徐世昌對日寇一貫深惡痛絕，曾在華盛頓會議上利用矛盾，“拆散了英日同盟”，日本交換山東主權。日寇對東三省的野心，他早在督東三省時就已領悟很深，進行全力抵制和反對，收回了部分主權。而今日寇又卷土重來，吞并東三省之后，成立偽滿洲國，進而發(fā)動華北事變。七七事變后，天津淪陷于日寇之手。作為政治家，徐世昌雖然寓居津門，但對亡國滅種的局面也是憂心忡忡。他一再對身邊的人或者來訪的人說：“大敵當前，國內應團結協(xié)作，一致對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機。”

1937年冬的一天，一個漢奸突然造訪徐宅，聲稱：“總統(tǒng)如能出山，和日本訂立親善條約，日方即可撤兵津城。”徐世昌看透了漢奸的賣國動機，以年老婉辭。日寇仍不甘心，計劃從徐世昌之侄徐一達身上打開突破口。徐一達就職于北平，日本特務妄想通過他請徐世昌出山，擔任華北的領袖。并表明“如成交，將北京市長一職贈給一達君”。得知事情經過，徐世昌遂令徐一達赴上海“避難”。

1938年年初，日本大特務土肥原賢二約見徐世昌，仍遭到拒絕。漢奸金梁等人曾是徐氏門生，任職于偽滿洲國，他們秉承主子意旨規(guī)勸徐世昌：“老師千萬別喪失良機，出任華北首領，這是為了老師的晚節(jié)。”徐世昌聞言憤然大罵：“你們太渾！你們知道什么是晚節(jié)？像你們這樣，貪于一時名利，出賣整個國家民族，違背天理良心，這才算晚節(jié)不保呢！”

1938年冬，徐世昌的膀胱癌日趨嚴重，當時曾從北平協(xié)和醫(yī)院請來泌尿科專家謝元甫來津診治。謝檢查后說必須做手術，并提出去北平住院治療，徐恐去北平遭日本人暗算，遂沒有答應。1939年6月，84歲的徐世昌病逝于天津，歸葬輝縣，未修墓，僅豎一塊“水竹邨人之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