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四千年前，我國實行過被后世傳為美談的“禪讓制”，它反映了原始社會晚期，在部落聯盟內推舉首領的一種制度。堯、舜、禹“禪讓”的傳說，就是我國歷史進入階級社會前推舉部落聯盟首領的例子。

許多人對這一事情深信不疑，連教科書上也將“禪讓制”作為原始民主制加以推崇。然而，歷史真的是這樣嗎？“禪讓制”雖然體現了一定的民主性，但絕非人們想象中那么完美。從某種意義上講，“禪讓”中也帶有強迫和流血的味道。

傳說在遠古時代，有三個大的氏族部落先后進入黃河中下游地區：西方的炎帝部落，東方的夷人部落，西北的黃帝部落。他們為了爭奪生存地區進行了一系列斗爭，最后結成了強大的部落聯盟。

部落聯盟里，設有一個聯盟議事會來管理日常事務。各氏族部落的首領都是議事會的成員，議事會設有首領一至二人，具體執行議事會做出的決議。除主持祭祀、管理政事，解決聯盟內的糾紛外，還有權決定對外戰爭與媾和。議事會首領的產生和繼承，由參加聯盟的各氏族部落首領推舉。

由于這種制度產生在原始社會末期，特別是堯、舜、禹“禪讓”的傳說，是產生在我國從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階段，那么聯盟首領的推舉，就不可能沒有斗爭。

相傳，堯年老的時候，在部落聯盟議事會上提出后繼人的問題時，讙兜推薦共工，堯雖不同意，還是讓他擔任工師之職，以考驗其才能，結果不行，大家又才推薦舜。

堯為了方便考察舜，就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了他。結果證明舜的確是一個品德高尚、能力超群的人，于是堯就把治理天下的權力交給了他，自己退居一旁養老。這就是歷史上“堯舜禪讓”的故事。

“堯舜禪讓”雖然是一段婦孺皆知的遠古時代的政治傳說，但史書中開始有明確記載這件事的時候已是春秋戰國時期。由于其間隔幾千年，對于它的真實性當時就有人懷疑，而且歷來說法不一，反對的意見一般有以下三種。

第一，畏勞說，也就是“逃避勞動”的說法。有一些學者認為堯讓位于舜沒有那么神圣，只不過是堯不想再操那份心了，想找個人承擔這份辛苦的職務罷了。

關于這個觀點，韓非有精辟的見解，他認為：當時的當權者沒有因為自己是帝王之尊就可以養尊處優。堯在位之時，吃、住都很簡陋，屋頂的茅草不整齊，房子的椽梁不雕飾，吃的是粗糧，咽的是野菜，冬天裹著獸皮，夏天披著葛布，而且還經常親自參加勞動，經常大腿被磨得沒有成塊的肌肉，小腿被磨得沒有汗毛，生活連普通人還不如。

所以，古代的讓天下，只不過是當權者想遠離奴隸般的辛苦， 他們可不想自己辛苦一生，更不想把這份辛苦留給自己的子孫后代。

《莊子》《高士傳》等書里就記載了讓位不成功的事件，比如堯讓位許由，結果被人家認為是臟了自己的耳朵;想讓位給子州支父，結果人家說自己剛好得了憂郁癥，沒心情治理天下。(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這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這慷慨的帝位賜予，看來這“禪讓”似乎并不如儒家渲染得那么神圣莊嚴。

第二，擁戴說。荀子、孟子是這種說法的擁戴者，他們認為天子職位最高，權勢最大，堯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讓位。

那么舜是怎樣獲得天下的呢？荀子說，他們是靠本身的道德來贏得人心的;孟子認為，那是靠上天的賜予和民眾的擁護。也就是說，不管堯禪讓與否，民眾和諸侯一起擁戴，天下就必然是舜的了，后世只不過是粗淺地猜測和附會而已。后來舜的故事重演，禹也順利地登上了帝位。

這種說法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可以想象，舜早期的孝行讓他爭取到了來自朝野的廣泛認可，而后來八年的攝政，更讓他凝聚了人氣。這個時候，堯其實已經被架空了，舜接位自然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這種沒有阻撓的“擁戴”，與幾千年后趙匡胤的黃袍加身幾乎如出一轍。

第三，篡奪說，這種說法的可信度也極高，是“擁戴說”的后續。這種說法的支持者認為，舜是直截了當地從堯的手中多了權，根本不存在禪讓一說。

《史記》里有這樣的記載：舜登上帝位后，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的人事改革：舜起用了堯在位期間長期排除在權力中心之外的“八愷”、“八元”，歷史上叫作“舉十六相”—這顯然是扶植親信。與此同時，舜除掉了堯重用、信任的姒鯀、共工、三苗、讙兜，歷史上叫作“去四兇”。舜賜給“四兇”的丑惡的綽號和不同的罪狀是：姒鯀—梼杌(罪狀：治水無功)，共工—窮奇(罪狀：淫辟)，三苗—饕餮(罪狀：不遵王命)，讙兜—混沌(罪狀沒有記載)。

梼杌、窮奇、饕餮、混沌都是古時候出了名的猛獸，多用來比喻惡人。其實事情很明白，他們的罪名不值一提，只不過是舜排除異己的借口而已。而經人事重新安排之后，已被架空了的堯，其結局就可想而知了。

支持這一觀點的事實，還有堯的結局。堯讓位以后，本以為可以安享天年，因為他畢竟是舜的岳父。但當他交出權力后，舜并沒有放過他，而是將他流放(史書記載是出巡)，死于途中。

而《竹書紀年》等史書中確定的指出，堯不是死于途中，而是被舜放逐到堯城囚禁，跟他所有的兒子隔絕，最后死在那里。后來，舜還把堯的兒子流放到了丹水。因此《韓非子·說疑》篇里有這樣的感嘆：“古之所謂圣君明王，都不過是構黨羽，聚巷族，逼上弒君，以求其利也。”

根據史料記載，舜晚年也學堯將政權禪讓給禹，然后起程南巡，那時候他已是近百歲高齡了，最后死于蒼梧之野，埋葬在九嶷山。他的妻子娥皇、女英得知這個消息后，來到湖南一代，悲痛地抱著竹子，放聲痛哭，眼淚滴到竹子上，留下了點點滴滴的斑痕，后人稱這種竹子為“斑竹”，也叫“湘妃竹”。后來，兩姐妹不愿茍活在這個世上，相繼投湘水自盡。

舜的結局看起來跟堯如出一轍，卻經不起推敲。試想，幾千年前的蒼梧一帶是人煙稀少的蠻荒之地，既非知名的經濟文化中心，也沒有強鄰勁敵，交出權力的舜實在沒有南巡的理由。

再說，舜把都城建立在蒲坂，就是現在的山西永濟市，與蒼梧相距數千里，根據當時的交通條件，需要幾年時間才有一個來回。這對于當時已近百歲高齡的舜來說，即使有心視察也沒有這個能力了。因此，舜南巡只有一個解釋，即他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去的。

在史學家以及儒家的筆下，“禪讓”被描述成人類歷史上最美好的景象，但堯舜禪讓的真相到底如何？他們那個年代的民風是否真的如此淳樸，以至于出現堯甘心讓位的高尚舉動，今天的我們不得而知。但從各種有限的史料來看，其中疑點重重，也許歷史的真相會讓我們大跌眼鏡也說不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