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漢末年這樣一個時局混亂、群雄逐鹿的動蕩年代，曹操之所以能夠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最終脫穎而出，統一中原，縱橫朝野，把持政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實行了“唯才是舉”的用人機制。

廣泛地吸收和籠絡文人名士，是曹操在用人機制上的一項重要舉措，哪怕這個人曾經把他罵得狗血噴頭、體無完膚、一無是處。陳琳在那篇慷慨激憤、極富煽動力的討曹檄文中，歷數了曹操“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的種種罪行，怒斥了曹操的祖宗，甚至把曹操罵為“桀虜”和“人鬼”，可算是把曹操得罪透了。曹操看到這篇檄文時，不禁被陳琳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筆鋒所震驚，當時雖然臥病在床，但還是忍不住一躍而起，連連稱贊陳琳的文才絕佳。袁紹敗亡后，陳琳被抓去見曹操，表示愿意歸順，曹操因“愛憐其才”，所以赦之不咎，命為從事，署為司空軍師祭酒，后又徙為丞相門下督。曹操在重用陳琳的同時，也經常與他在文學方面交流和探討，對他的作品，曹操竟不能為之增減一字。

對于像陳琳這樣的“仇人”，曹操都可以不計前嫌，為我所用。那么，對于手下其他聲名遠播的文人名士，曹操應該倍加珍惜，極力推崇才是。然而，曹操卻表現出了讓人驚訝的言行舉動，先后辱禰衡、誅孔融、殺崔琰、滅楊修，上演了一場場侮辱、屠殺文人名士的慘劇，讓人不可思議。

禰衡是一個純粹的文人。作為一名文壇新秀，袮衡自恃其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目中無人，糞土一切，似乎帶有一些狂悖型精神病癥。尤其是在被孔融吹捧為“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寶”后，禰衡更加狂妄失常，甚至有了許都城內除“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數也”的感覺。令人想不到的是，這位絲毫不懂政治的文學青年，竟然在曹操面前出言不遜，大放厥詞，引起了曹操的強烈憤恨和不滿。對付這樣一個不識時務、自命清高、蔑視權貴的酸腐文人，曹操有自己獨特的一套辦法，那就是通過“不命坐”、“令為鼓吏”和“不起身相送”等方式，在禮法上有意怠慢，在人格上極力羞辱。曹操并不是不想殺禰衡，只是想到禰衡不過是一個狂傻之徒，頂多會惡語中傷、胡說八道，不會危及自己的統治;再者自己霸業未成，如果殺掉禰衡就會冷了人心，一條“借刀殺人”的毒計油然而生，何不借劉表之手除掉眼中釘、肉中刺，果然禰衡到了荊州后因出言不遜，結果被一介武夫黃祖砍下腦袋。曹操知道后得意地笑著說：“腐儒舌劍，反自殺矣！”

與三國“憤青”禰衡不同的是，孔融不僅僅是文學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為孔子的二十世孫，孔融官高名遠，眾望所歸，順理成章的成為知識分子的一代領袖。名士出身的孔融向來看不起曹操，喪失地盤來到許都后，孔融認為自己是在為漢獻帝做事，而不是為曹操效勞，不買曹操的帳，這讓大權在握的曹操覺得很窩火。孔融學問很大，但政治上不夠成熟;勇氣不小，但缺乏斗爭經驗;過于自信，以致于對時局經常錯誤估價。他與“高級俘虜”漢獻帝來往過于親密，甚至動不動就瞞著曹操上表，遭到了曹操的猜忌。不僅如此，他還多次借機嘲諷和指責曹操。他用“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的比喻，來諷刺曹操把自己喜歡的甄氏讓給兒子曹丕;用“肅慎氏不貢□矢，丁零盜蘇武牛羊”的話語，來嘲弄曹操不值得大動干戈遠征烏桓;用“堯非千鐘，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圣”的怪論，來反對曹操禁酒等等，這讓自以為是的曹操覺得很難堪。思想領域的不同和政治見解的分歧，以及孔融在大政方針上再三的公開與自己唱反調，使曹操心懷嫉恨，殺孔融的念頭早已萌生。但由于北方局勢還不穩定，加上孔融的名聲遠播，曹操不便對他怎樣。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著手實施他的統一大業的前夕，為了排除內部干擾，便授意部下誣告孔融“欲規不軌”，又曾與禰衡“跌蕩放言”，將孔融殺害棄市，兩個兒子也未能幸免。正所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與禰衡和孔融相比，崔琰算不上是一個完全的文人，但他卻代表著當時整個貴族集團，也代表著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階層。崔琰雖然表面上歸順曹操，但打心眼里不服，尤其是對曹操自封魏王這種僭越行為更是義憤填膺。對于經自己舉薦卻贊同曹操稱王的門生楊訓，崔琰忍無可忍，有話要說，索性以前輩的口氣給楊訓寫了一封義正嚴詞的書信，里面竟有“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的“反句”。曹操知道后，勃然大怒，于是將其關押。可崔琰在關押期間并不老實，竟然還“通賓客，門若市人”，與那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階層搞反動聚會和非法活動，這是讓曹操無論如何也不能原諒的。想到崔琰平日里的陽奉陰違和關鍵時候的節外生枝，曹操殺心頓起，于是利用“文字獄”的方式除掉了這位愛出風頭的名流。

不少人認為楊修是因為他的才華外露，被曹操出于嫉妒而殺害，其實不盡然。曹操不但欣賞楊修的才華，而且對其“委以錢糧重任”，早晚“多有教誨”。如果單純的因為嫉妒，曹操決不會把這個多次掃自己面子的人留在身邊近二十年。曹操之所以在死前的一年殺掉楊修，是因為楊修作為文人，已經深深地卷進了宮廷政治斗爭的漩渦之中。殺掉楊修，不過是曹操為了身后接班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種必要手段。在曹操比較欣賞的兩個兒子中，楊修是站在曹植這一邊的。他在為曹植能夠繼承王位的問題上，出謀劃策，糾集勢力，成為反對曹丕的政治共同體。不過曹植因為“華而不實”，并不被曹操喜歡。再者，楊修作為曹植的嫡系黨羽，為其在謀取王位上出的一些餿注意，多次被曹操拆穿，是曹操對楊修由厭惡而逐漸起殺心的重要因素。為了保證自己死后權力的順利交接，為了避免曹丕、曹植兄弟二人日后的明爭暗斗，所以曹操隨便找了個“泄密”和“擾亂軍心”的理由，便果斷的砍下了楊修的頭顱，防患于未然。

曹操一方面實行“唯才是舉”，吸收、籠絡和重用知識分子，一方面又堅持“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用人原則。對于愿意臣服歸順于自己的文人，曹操可以給他們高官厚祿，可以與他們推心置腹，尊重愛護;可對于那些不肯服膺，不愿與自己合作，甚至別有用心的知識階層精英，曹操卻不惜背上屠殺知識分子的千古罵名，也要對他們下狠手、下毒手，這是他對文人慣用的一種統治手段。

曹操是位大文人，他重視文化，理解文化，更知道文人是不能隨便殺的，但當他的政治統治受到知識分子的攻擊和威脅時，文學家的曹操自然就會讓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只有通過政治手段，利用“鐵血政策”，才能掃清口舌和文字障礙，實現“以曹代劉”的政治目的。對于曹操來說，殺掉幾個不識時務的異己文人，是一項投資小、見效快的高壓統治捷徑，既能肅清耳根，又能殺一儆百，何樂而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