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戰是上古時期，周舉兵滅商的一次決戰。武王在姜太公等人的輔佐下勵精圖治，使得國富民強。之后，他率領軍隊討伐無道的昏君商紂，在牧野大敗商軍。

牧野之戰，又稱“武王伐紂”，是周武王的聯軍與商朝軍隊在牧野(今河南省淇縣南、衛河以北，今衛輝市境內)進行的決戰。由于帝辛(商紂王)先征西北的黎，后平東南夷，雖取得勝利，但窮兵黷武，加劇了社會和階級矛盾，最后兵敗自焚，商朝滅亡。故《左傳》稱：“紂克東夷而損其身”。

商湯建立商朝，經歷六百多年后，傳位至第三十一位國王帝辛(商紂王)時，已是危機四伏。據《史記·殷本紀》記載：帝辛“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己之下”，但“好酒淫樂，嬖于婦人”。政治上帝辛耗巨資建鹿臺、矩橋，造酒池肉林，使國庫空虛。寵信愛妃妲己以及飛廉、惡來等一幫佞臣，妄殺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造成諸侯臣屬紛紛離叛。軍事上帝辛致力于用兵于東南夷族，雖然戰爭取得了勝利，俘虜了“億兆(上百萬)夷人”，帝辛也被譽為“百克(百戰百勝)”，但商軍主力遠征東夷，造成商都朝歌(今河南省淇縣)空虛，無兵可守。

周部落本來是渭水中游的一個古老部落，居住于今陜西中部的一些地區，依靠優越的自然環境逐漸發展起來。到姬昌時，對內重用呂尚、散宜生、太顛、閎夭、南宮適等一幫賢臣，國力日強;對外姬昌宣揚德教，積極調停各方國間的爭端，使諸侯紛紛依附。姬昌趁機大搞統一戰線，而各國由于要供應商朝攻打東夷的大量軍隊和物資，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鉗制，早已苦不堪言，當然也樂于向“西伯”靠攏。據《史記》記載：“天下三分，其二歸周”。

姬昌及其幕僚又開始抓意識形態，為滅商大業奠定思想基礎，商王宣稱自己的王權得自“天命”，周人就講“天命無常，惟德是輔”，說商王無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經轉移到姬昌身上，公元前1056年，姬昌對內稱王，即周文王。另一方面，文王對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貢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在周原還有相關的甲骨文出土)，以麻痹帝辛的耳目。文王據說被關在里的時候作了《周易》 ，自然深諳與時變化之道，知道如何把握出兵的最佳時機。

公元前1055年，姬昌出兵伐犬戎。翌年又討伐侵凌鄰國的密須，解除了伐商的后顧之憂。公元前1053年，姬昌出兵東向攻黎(山西省長治市西南);公元前1052年，攻邘(今河南省沁陽市);公元前1051年，攻取了商王寵臣崇侯虎的崇國。這三場戰爭勝利后，周切斷了商朝同西部屬國的聯系。同年，姬昌遷都于豐(今陜西省西安市西南角)，使國都不易受戎狄的侵擾并更有利于向東進兵。至此，姬昌伐商的戰略部署已經基本完成。

公元前1050年，周文王姬昌病逝，世子姬發繼位，即周武王，武王繼位后，以示仍秉承文王之天命，繼續利用商朝暫時無暇西顧的良機向東擴張。公元前1048年，牧野之戰前兩年，周武王曾觀兵于孟津(今河南省孟津縣)。《史記》中說“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其實不是“不期而會”，根據甲骨文所揭，此次出兵早有聯絡，關中和江漢間的許多方國都有參與，但諸侯恐怕并無八百之多，從牧野之戰的情況看，基本上都是西南方的羌、戎各國。

而此時的商朝發生了激烈的內亂。帝辛殺了伯父比干，囚禁了另一個伯父箕子，另一些被牽連的貴族如微子等則審時度勢，投奔了周國。武王無疑從來奔的殷商貴族那里得到了不少朝歌的機密情報。時機已經成熟，周武王決定出兵伐商，同時通知在盟津的與盟諸侯一起出兵。[6]

伐商的戰略計劃是：趁商朝主力軍滯留東南之際，精銳部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深入王畿，擊潰朝歌守軍，一舉攻陷商都，占領商朝的政治中心，瓦解商政權，讓殘余的商人及其附屬方國的勢力群龍無首，然后各個擊破。《詩經·大明》 中記述此事，稱之為“燮伐(偷襲進攻)大商”，或“肆伐(快速進攻)大商”，和二戰的德國“閃電戰”頗有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