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齊的典故被史記撰寫者司馬遷列入了列傳之首，足見典故中所弘揚的儒學思想是司馬遷所尊崇的，非但司馬遷極為敬重此二人，歷朝歷代凡事受到孔子儒學思想影響的思想家、史學家、藝術家、文人學者以及帝王將相皆以伯夷叔齊為道德典范，歌功頌德。

伯夷叔齊典故講述的是商周時期，商末貴族孤竹君的兩個兒子伯夷、叔齊，兄弟二人以恪守仁義而成為商周時期的仁義典范，故而將此二人的思想融匯于儒學思想中，流傳至今。

孤竹君在其晚年，因偏愛小兒子叔齊，有意推翻嫡長子制度命次子繼承家業，待孤竹君去世后，叔齊執意將家業由兄長伯夷繼承，然而伯夷也不愿繼承，為了避免叔齊為難，遂于夜深遠走他鄉，但叔齊也是恪守禮制之人，見兄長不告而別，二話不說便尋他而去。

皇天不負有心人，叔齊終尋得其兄長，二人便決定不再回歸故里，于是投奔周國，過上了尋常百姓的生活。但不久周國舉兵討伐商紂王，伯夷叔齊認為周國屬于商朝的附屬國家，以下犯上，視為不仁，便上朝勸諫，二人秉持仁心并未阻止此次討伐，反倒激怒周武王，惹來殺身之禍，被下令拘禁。

后來周朝建立，伯夷叔齊仍為出去心中的芥蒂，認為周朝的建立違背禮制，發誓不與周人往來，不食周朝土地上的食物，最后守著心中的執念，餓死在首陽山。

伯夷叔齊的故事

伯夷叔齊的故事發生于商周時期，被儒學尊為典范，史記匠才司馬遷將其典故載入列傳之首，流傳至今。

伯夷、叔齊本為商代貴族孤竹君之子，孤竹君臨死意欲將君位傳于次子叔齊，但叔齊嚴守禮教，認為長子不繼承君位，反倒讓自己繼承，是不仁不義之舉，誓死推脫。而伯夷認為弟弟叔齊賢于自己，要讓位給叔齊，叔齊堅決不肯接受，于是兩兄弟一起隱居。

正因為如此，幾百年后的孔子才把二人作為“賢”的代表。當武王興仁義之師伐紂時，二人卻出來阻止武王滅商。后來又以遺臣自居，不食周朝之粟而餓死首陽山上。自古多說二人高義，但漢代東方朔卻說二人愚夫。而且頗有道理。二人“不食周粟”是“賢”還是“愚”，其實都有道理。歷史是統治階級編寫的，特別是中國歷史向來是官方編寫的，目的是為了鞏固現在的統治。需要社會安定時，就贊揚伯夷叔齊這樣“賢者”，需要改革時就批判這些“頑固派”。其實都是當時歷史條件的需要。

伯夷叔齊是商末周初人，商朝是中國鬼神論的頂峰時期，一切事情都要問卜后才執行。商王更被看作是上天的代表，他的統治是上天的意志，商王“賢”與“不賢”有上天判斷，凡人是不能反抗的。所以放在這樣的歷史局限下，伯夷和叔齊的作為就不難理解了。

伯夷叔齊孤竹君

商朝時期有一片封地被稱為孤竹國，該國的君主就是孤竹君，據《史記》記載孤竹君有兩個兒子，伯夷和叔齊兩兄弟，極為賢能，頗得孤竹君的器重，尤其是弟弟叔齊謙遜有禮，更受孤竹君的偏愛。

孤竹君年邁時，有意提拔叔齊來接受處理封地大小事務，叔齊在這個過程中意識到父王對他的特別用意，礙于不能觸怒父王的權威，只得盡心辦事，但卻從未在鞏固地位的事情上花心思，行為處事云淡風輕，盡量不與官員深交，叔齊認為自古子承父業都按照嫡長子世襲制，這是古制不能違背，盡管孤竹君有此意，但他自己一定要死守這道防線，萬不能犯下這大逆不道之罪。

孤竹君去世后，叔齊拒不接受王位，執意舉薦兄長伯夷繼承，而伯夷也是恪守規章之人，既然叔齊是孤竹君臨終授命的繼承者，那么他便不可奪人之位，伯夷念及手足之情，不愿看到叔齊深陷囹圄，便不告知任何人，深夜收拾行囊遠走他鄉，叔齊得知后，便執意追尋伯夷而去。

跋山涉水，翻越崇陵，兄弟二人終于市井之中相遇，伯夷被叔齊的執念所動容，便答應叔齊拋棄家業重擔，相約不再回歸孤竹國，投奔周國，一起過上尋常百姓人家的生活。

對伯夷叔齊的評價

古代對伯夷叔齊的評價極高，他們是備受先賢盛贊、品格高尚的隱士高人。他們的高風亮節被《論語》、《孟子》、《莊子》、《呂氏春秋》等典籍高度贊揚。太史公司馬遷把他們放在列傳之首，加以褒揚。

但將伯夷叔齊的事跡放置今日，并加以評頭論足，會有很多以當世思想難以理解的地方，我們會認為伯夷叔齊正是恪守陳規、不懂變通的教條主義者，是老古董，在歷史進程中是要被時代所淘汰的。不過正因為我們與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自君王到臣子學士皆視伯夷叔齊為思想最高標準的理由，正是因為伯夷叔齊的思想符合了當世社會制度。

把伯夷、叔齊上升到“餓死不食周粟”的高度，使他們成為忠孝道德觀的典范，更有利于教育臣民，恪守君臣父子之道，嚴格遵守社會統治秩序，保證統治者牢牢把握政權。春秋戰國期間，各國王侯為爭王位，爭霸權而發生的子弒父、臣弒君的流血事件，層出不窮;如果都像伯夷、叔齊那樣謙虛讓位，與世無爭，逃離塵世，社會也就平安無事了。因此，伯夷、叔齊的結局很可能是諸子百家為說教諸侯，減少紛爭，而加以發揮利用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