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楊堅篡奪北周帝位，建立了隋朝;589年，隋朝出兵平陳，統一了中國，617年，隋朝被李淵建立的唐朝取代。前后三十七年;如果從統一全國算起，則不過二十九年。

中國歷史上，由分治而被一統的王朝，有秦的結束戰國諸雄、西晉的結束三國、隋的結束南北朝、宋的結束五代十國。

這當中，秦、西晉和宋，都經歷了“統一-分裂-統一”的循環。“五胡亂華”以后，晉室南遷，相繼為宋齊梁陳;北方則是五胡十六國、北魏以及東魏-北齊、西魏-北周。

雖南北分治，但并非由“統一到分裂”。這有些像宋以后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部族的對抗(只是這時所謂“中原王朝”的版圖已退至江淮以南，而北方的游牧部族所控制的區域南下到了黃河流域)。

但又不同于蒙元、滿清那樣以“異民族”的姿態、摧枯拉朽般整合東亞大陸的“統一”方式。五胡十六國，特別是此后的北魏。

因長期占據黃河流域這一“中原”的核心地帶，及其深入的漢化，自認為具備了與江淮以南政權爭正統、爭正朔的政治、文化資本，從而又具有了傳統的“從分裂到統一”的政治色彩。

隋帝國究竟出現了什么問題，那么快就被推翻了呢？

535年，北魏分裂為東西兩部分;577年，北周滅北齊，統一北方;589年，隋朝征服了陳朝，統一了中國。

西魏-北周，與東魏-北齊，本屬“同根”，但長期的征伐，使雙方有強烈的敵意。這種敵意，并沒有隨著北周吞并北齊而減弱。

相反，北周以征服者的姿態，歧視原北齊控制的所謂山東之人，稱其為“機巧奸偽，避役游惰”之民。這就是《隋書·食貨志》所稱的：“是時山東尚承齊弊，機巧奸偽，避役游惰者十六七。

四方疲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為戶頭，以防容隱。”

對北齊社會的高層，也采高壓態勢，牟發松《舊齊士人與周隋政權》(《文史》2003年第一期)已多所論述。

滅陳后，隋對南方也采取高壓政策。時蘇威受命巡撫江南，《北史·蘇威傳》稱：“江表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

平陳之后，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蘇)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戶籍。

上以江表初平，召戶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為亂，生臠縣令，啗其肉。

于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五教耶。”當地民眾這場規模不小的武裝反抗，終被鎮壓。

周隋攻滅了北齊、陳朝，建立了統一的帝國，由地方政權變成了全國性的中央政權，但是，在政治理念上，卻沒有隨著版圖的擴大而擴大。

沒有同時完成“地方政權中央化”的歷程。強迫原北齊、陳朝的上層人物入關，并不是為了擴大統治基礎，而是旨在控制。

中下層人士想入仕，卻遭到排擠。仍舊以一個地方人物為中心、以一個地方政權的心態，來控制一個全國性的政權，這是當時政治上的一個主要問題。

統一全國十五年之后的604年，隋文帝死，其子楊廣即位，是為歷史上著名的隋煬帝。

隋煬帝在位不足十五年，以618年他在江都遇害為標志，隋帝國實質上已結束了。

隋文帝統一全國后執政的十五年，沒有能完成關中地方政權的中央化，那么在隋煬帝執政的十五年，是否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并付諸解決呢？

604年七月，隋煬帝即位于仁壽宮。十一月到洛陽，“發丁男數十萬掘塹，自龍門(今山西臨汾河津)東接長平(今山西高平)、汲郡(今河南汲縣)。

抵臨清關(今河南延津)，度河，至浚儀(今河南開封)、襄城(今河南臨汝)，達于上洛(今陜西商縣)，以置關防”(《隋書·煬帝紀上》)。

這是圍東都洛陽一圈，掘塹、設置關防。營建東都，政治中心東移，說明隋煬帝有“關中政權中央化”的意識，但仍然是自設關防、設關自固的思維。

這實際是將關中的“關”向東擴大而已。與此相關的，就是疏通運河，以東都為中心，西北抵涿郡(今北京)，東南到江都(今揚州)。

加強了關中與山東、江淮的溝通和聯系，以促進在政治地理意義上的聯為一體。

當然，他的幾次巡行和耀兵，都是通過威懾而旨在加強對久與關中為敵的山東、江淮，特別是對山東的控制。

我們再通過《隋書·煬帝紀》來看一下他在位十五年的行程。

605年八月，幸江都，606年四月返東都。

607年四月至八月，沿黃河西岸，北上至榆林，入樓煩關，至太原，返東都。

608年三月至八月，至五原，祠恒岳，返東都。

609年二月，自東都返京師。三月，巡行隴右，沿洮河西上，在今劉家峽附近渡黃河，至今青海樂都;經祁連，至張掖，九月入長安。十一月幸東都。

610年三月，到江都。

611年二月，自江都乘船，經通濟渠，北上涿郡，準備攻打遼東。612年正月，大軍集涿郡，七月失利班師，九月至東都。

613年二月征兵討高麗，四月至遼東，六月發生楊玄感之變，班師。

614年二月，議伐高麗，三月至涿郡，八月班師。十月至東都，還京師，十二月又至東都。

615年五月，至太原，避暑汾陽宮，八月至雁門，被突厥圍，九月圍解，十月返至東都。

616年七月，到江都。618年三月，被宇文化及等殺。

他即位后，在長安呆的時間極少。除巡行外，他主要是在江都和東都。進攻高麗，是他執政期間的一個轉折點。

自此，山東民眾，即所謂“山東豪杰”開始暴動。613年，伴隨著民眾暴動的擴大，作為統治集團的高層人物，楊玄感起兵反叛。

這一年，隋朝政治急轉直下，以615年隋煬帝被圍雁門為標志，隋帝國的控制力大為減弱;次年隋煬帝到江都。最后的兩年多時間，他一直呆在江都。

隋煬帝為什么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打高麗，一直是學界眾說紛紜的一個話題。按理說，高麗并沒有對隋帝國構成實質性的危害。

對隋帝國構成實質性威脅的突厥，隋煬帝倒很理性，采取的是守勢。我們認為，結好突厥，是為了震懾高麗;而攻打高麗，是為了威懾河北和河東。

607年、608年他兩次巡行河套地區，612年、613年、614年三次攻打高麗，其真實的政治目的，始終是針對河北和河東。

河北、山東一直是成為中央政權卻仍固守“關隴”地域性的隋王朝的假想敵。這既與關中的西魏-北周與東魏-北齊的長期征戰有關。

也與隋文帝楊堅控制北周政治、尉遲迥起兵于鄴(今河南安陽北)，煬帝即位、其弟漢王楊諒起兵于并州(今山西太原)有關。

尉遲迥起兵，“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北史·尉遲迥傳》)。尉遲迥起兵是在河北，但隋文帝頗以絳、汾為憂。

“尉迥之作亂也，高祖憂之，謂(韋)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搖動。今以委公，善為吾守。’”(《隋書·韋世康傳》)漢王諒起兵時，他的兩位重要謀士是南朝梁的大將王僧辯之子和陳將蕭摩訶。

王氏勸漢王說：“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害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

(《隋書·文四子楊諒傳》)無論正方、反方，都是從區域政治的對抗著眼來思考問題，利用或防范的，都是關東和江淮，盡管也許這種區域對抗在當時的實際政治生活中，并沒有當事人想象得那么嚴重、那么大。

對隋朝短命的認識與理解，亦復如此。這也多少印證了那句“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