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底河南安陽西高穴漢魏墓(假曹操墓)考古之后，三國名人墓就引起了廣泛了民間關注。曹操墓地、劉備墓地、孫權墓地在學術界和民間都引起了很大的爭議，三國疑冢多。為什么會有這種現象？這里面有很深的時代原因和民俗背景，當然還有史料記載上的缺憾。在史料不多的情況下，確證墓主最簡單辦法，是陵墓中出土能直接證明墓主的物件，如墓志、印璽、磚銘、哀冊之類。由于時代原因，有的可能沒有，也可能腐朽、風化，還有可能被盜墓者盜走或毀壞了。反正在古代墓葬考古中，發現墓主的“陰間身份證”，要靠運氣了。就算有史料、有物證，三國墓葬還是較其它時期，在考古上更容易引起爭議，這又與這一時期的特殊葬俗有關。

史料原因：《三國志》埋下了后人爭議的空間墓葬的考古發現，是補充和修正歷史的最好辦法，也最可靠。但確定墓葬的年代和墓主的身份，往往又要靠已有史料來提供線索，以佐證墓主所處年代的歷史。

最權威的史料，無疑是“二十四史”、“通鑒”之類的官方認可的史書。但是，三國史書中最權威的《三國志》，卻是寫得最簡單的一部，稱其為“三國史綱”倒很形象。后來羅貫中據此編撰的《三國演義》成為古代的特級暢銷書，而《三國志》卻被冷落了，除了三國演義通俗好看外，是不是與《三國志》的記述過于簡單，話說不透，有一定的關系？

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是《三國志》給埋下了后人爭議的空間。

魏國有本紀蜀吳只稱“主”

《三國志》是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國別史，跨度從魏文帝黃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之間的六十年歷史。作者是西晉史學家陳壽。

據唐房齡編纂《晉書·陳壽傳》(卷八十二)，陳壽(公元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今四川南充)，本為蜀臣，曾任東觀秘書郎、觀閣令史等職。陳壽很有個性，為人正直，當時宦官黃皓專權，朝臣都曲意附從。陳壽獨不拍馬屁，不屈從于黃皓，屢遭遣黜。曹魏滅蜀后，陳壽也不得志，多年不得升遷。一個叫張華的領導(司空)，認為陳壽是一個人才，不應該被貶廢，推薦他當了佐著作郎，外補平陽令。

這段時間，陳壽開始編撰《蜀相諸葛亮集》，書成奉奏，被朝廷任命為著作郎。公元280年，魏滅了孫吳后，陳壽開始撰寫魏、吳、蜀《三國志》，時年48歲。當時，寫三國歷史的不只陳壽一人，但只有陳壽寫得最好。如當時夏侯湛寫了《魏書》，看到陳壽的《三國志》后，便把自己的書毀了。陳壽的《三國志》共65卷，其中《魏書》30卷，《吳書》20卷，自已當年的蜀國卻最少，《蜀書》僅15卷，陳壽這樣安排是有原因。當時陳壽已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所以《三國志》尊魏為正統，而吳、蜀只是“配角”。因此，《魏書》有本紀，而《蜀書》、《吳書》只有傳，沒有紀，形成了曹魏皇帝均有“本紀”，吳、蜀皇帝只能稱“主”，不稱“帝”，只有“傳”，沒有“紀”的獨特現象。

《三國志》上沒有“志”

三國歷史雖然比較短，但期間發生的事情，卻比歷史上的哪一個時期都復雜，都傳奇。陳壽的《三國志》只有65卷，便把這一段歷史寫得很清楚了，可以想見，陳壽的功力是何等厲害。在《三國志》成書后，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三國志》與《史記》、《漢書》、《后漢書》并稱為“前四史”，其文筆之簡潔、史料之剪裁得當，可以與《史記》、《漢書》相媲美。而《三國志》的真實程度和可信程度也是很高的，是部信史。這段歷史是陳壽自己經歷的，今天我們看《三國志》是古代史，但對陳壽那個時代而言，是部當代史。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后世史家對《三國志》的記載是少有懷疑。

但是，不論陳壽如何“善敘事”，區區65卷的容量，要想把波瀾壯闊的三國志寫得讓后人都滿意，沒有遺憾，即使陳壽再有才，也是做不到的。所以，不同需要的后人看了《三國志》后，覺得許多地方是“點到為止”，簡略得當的同時，也顯得太過簡單。

更主要的是，《三國志》是陳壽私人著史，并不是朝廷組織的“國家寫作班子”，他也沒有工資可領。私人寫史的一大問題，就是史料占有不足，甚至很困難，特別是一些官方資料是很難看到了。所以，《三國志》上沒有史書中必有的“志”，對三國的典章制度沒有交代。當時，魏國已有王沈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所以，陳壽在寫作這兩國歷史上就很方便，資料也多。蜀漢的歷史，是他自己國家的歷史，卻寫得最簡單，重要的人和事都沒有寫，或是簡單提提，這便反映了陳壽著史的困難，沒有資料，巧女難不無米之炊。

南朝皇帝令裴松之作補注

《三國志》除了借用史料不足，陳壽的寫作也受到主觀的影響，對于已滅亡的曹魏，陳壽下筆很實在，如對曹操父親的出生，搞不清就搞不清，老實交代“莫能審其(曹蒿)生出本末”，而不像《曹瞞傳》及郭頒的《世語》那樣，妄說“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少帝曹芳是魏明帝的養子，曹芳生父也搞不清，便直言“宮省事密，莫有知其所由來者”。寫魏文帝曹丕生母出生，把她娼妓出生的歷史都點出來了：“武宣卞皇后，瑯琊開陽人，本倡家。”

但對司馬晉室，則多有曲筆、回護，就要“為尊者諱”，陳壽有掩蓋歷史、替司馬氏美言的的嫌疑。

由于有的史實寫得不清，給后世學者研討歷史帶來了很大的麻煩，甚至連皇帝也不能容忍。到了南朝，宋文帝劉義隆因《三國志》太簡單，欲言又止，看不明白，遂命當時的大學者裴松之為之作補注，通俗來說就是給陳壽擦屁股。

裴松之(公元372-451年)，字世期，南朝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

裴松之在注釋《三國志》過程中，收集了三國時期的原始材料多達150多種，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數竟然超過原文的三倍。裴注的最大特點，就是廣采博引，極大地豐富了原書的內容。特別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經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價值就非常珍貴。

因電視連續劇《鐵齒銅牙紀曉嵐》而在當代家喻戶曉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曾對裴松之注《三國志》給予如下評述——

“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為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

從紀昀的評述，可以陳壽《三國志》漏寫了多少史料。

三國首腦下葬總共129個字

在重要人物的墓葬方面，《三國志》尤顯不足。以三國風云中魏、蜀、吳三大頂級人物，即首腦之死及下葬的過程來論，筆者算了一下，總共129個字，加現代標點符號也沒有200字。曹操之死：《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卷一)：“庚子，王崩于洛陽，年六十六。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劉備之死：《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卷三十二)：“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孫權之死：《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卷四十七)：“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對于高陵、惠陵、蔣陵的具體地點，下葬過程，均沒有給出。史家只能去猜，只能從書中其它章節或其它史書上，尋找補證。在目前的“曹操墓真偽之爭”中，正反兩方都拿出《三國志》的記載來說事，但誰也不能說服對方，就是因為各自對《三國志》記載有不同的解讀。

雖然曹操、劉備、孫權之死惜墨如金，但畢竟還是有記載的，相對很明確，對照其它資料不難弄準。對于其他人，如末帝、廢帝、廢太子的葬地往往就一筆帶過，甚至根本不寫。如蜀漢后主劉禪、孫吳后主孫皓，在被帶到洛陽后客死他鄉后就沒有交代了，葬地之謎。

三國英雄好漢死無“葬地”

除了曹操、劉備、孫權，他們麾下的將領、英雄好漢何其多啊，但翻翻《三國志》，絕大多數不見死后葬地，他們的葬地成謎，疑冢多多。

或許有讀者會認為，這是出于反盜墓的原因，才將墓址刻意隱藏的。這種說法在當世來說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對于史家來說，就不存在了。因為著史的規律是世朝著前朝，對于寫前朝史的后朝史家來說，是沒有必要考慮反盜墓因素。比較現實的原因，是史家掌握這方面的資料有限。

所以，他們的葬地到底在哪，也是說法多多，以桃園結義兄弟、劉備三弟張飛為例，目前在河北，重慶、四川，都有“張飛墓”，但到底誰是真的，無法說明。

曹操手下的干將很多，既有早年跟隨的，也有后來歸附的：曹仁、曹洪、夏侯淵、夏侯悙、樂進、于禁、張遼、張郃、徐晃、龐德……

曹操曾有遺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

這些對曹魏立國有汗馬功勞的臣將，后來陪葬高陵了嗎？《三國志》上便沒有記載。連負責安陽曹操墓考古發掘的潘偉斌先生也拿不定。在其之前出版的《魏晉南北朝隋陵》一書中，潘曾推測，“也許絕大多數人已陪葬在曹操陵前，毋庸再行贅述”。但在目前發現的曹操墓周邊，卻又不見陪葬墓，陵區陪葬空間并不廣闊，令人對曹操墓的真實性起了懷疑。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現在找不到真實的曹操墓，找不到準確的三國陵墓，而責備或批評陳壽，陳壽在著史時，應該是作了很大的努力了。這個責任，這筆糊涂帳只能記到歷史這個概念人的頭上。

而現代人，也不應該責怪古人，爭議是后人引起的。如果不是出于某種利益，爭他墓地哪，是何方人士，又有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