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中國歷史，無論何時，總有天敵與中原王朝并存。此天敵或為接壤部落，或為相鄰夷國，尤其兩宋以降，天敵此起彼伏，“蛇吞象”之“華夷之變”不斷發生。

古代對中國威脅最大的天敵主要有四個，他們分別是匈奴、突厥、蒙古、女真。前兩個與中原漢族王朝對抗大體呈互有勝負的均勢，后兩者則取得了對中原王朝壓倒性的優勢，直至取而代之，統治全中國。

蒙古滅宋建立元朝，建州女真（滿人）滅明建立清朝，在七個中國大一統王朝中，他們占了兩個，前后統治中國四百年。論及彪悍度，女真未必比得上突厥，他們對抗的是同一民族，但卻出現了不同結果。堂堂西北突厥帝國，不能進抵中原半步，而區區東北一個游牧民族女真，滅了漢族兩朝，先滅北宋后滅明朝。與其說后者比前者彪悍，不如說他們的敵人隨著時間推移，出現了重衰。

同樣一個民族，為什么在唐太宗時能主導世界、而宋徽宗時卻“人為刀俎我為魚肉”？

美國作家海明威說過：一個人可以被消滅，但是不會被打敗。對應海明威這句的，是中國一句古話：“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

這一中一外的兩句話，都想說明一個道理：一個民族真正的失敗，不是軍事上的失敗，而是精神上的消亡。

此言可基本概況宋明亡因。

人言：兩宋亡于女真、蒙古之手，是因為“農耕文明不抵游牧文明”，然而，閃耀于世的漢唐文明，難道不也是“農耕文明”？為什么沒有淪入彪悍的匈奴、突厥之手？

顯然，宋代之所以開辟了“華夏文明被征服”的歷史，非“農耕”之過，而是精神消亡的結果。大多學者指出那是“尚武精神”的消亡。這個原因世所共知——自武將趙匡胤擁兵自立為帝、成為宋太祖后，恐人效法自己篡位模式，遂實行“崇文抑武”國策，富貴須從書中求，從此漢人便遠離了尚武精神，變得文弱。

回顧“劃時代”的宋史，當然不能否定趙匡胤是開創“漢兒之弱”始作俑者，“崇文抑武”對漢人“尚武精神”確有殺傷。然而，如果認為這是華夏自宋朝開始衰落的唯一原因，也不客觀和全面。

不能說宋朝是個一點軍事實力都沒有的國家，也不能說宋代的將領個個沒有對抗游牧悍將的膽略，那時也有“壯士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戰神岳鵬舉、“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聲”的文武雙全辛棄疾。北宋建國初期，宋軍對付西夏，軍事上是處于上風的，對付契丹，打個平手；嚴重不敵的，是女真；全面不敵的，是蒙古。如果說宋軍不行，那么先于女真便亡在契丹之手了，何必再等下一個虎狼之師？

可見宋軍戰斗力，是一個漸衰過程。唱衰宋軍的，首先不在兵道不強，而在民族精神的雌化。宋明兩朝，以儒立國，儒家接受“理學”改造，導致國民精神全面雌化，漢魂失血；胡人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被割斷。

而所有這些“失策”，都是趙氏和朱氏家族“防內不防外”的小算盤“得意之作”，宋明軍隊的功能主要不是抵御外敵而是嚇唬國內百姓。宋明經濟成果被世界津津樂道，甚至一度與盛唐等量齊觀，但是，單項成就畢竟不能彌補整體文明精神的損失，就民族精神而言，有錢的宋明人活得并不硬氣。

都說大明王朝時的中國，是有血性的，沒有像宋朝那樣用金錢求茍安，也沒有如兩漢用美女換和平的恥辱記錄。但是，這個漢族王朝最終還是亡于外族人之手，這是為什么？

關于中國明王朝倒掉的內因，從極度皇權到宦官亂政，史書已經闡述得夠多。但是，對比其他王朝，明朝其實還有一害，與宋朝大同小異，那就是從政治到文化的失血乃至“敗血”。具體表現為蒼白的“清流之害”。明末“清流大臣”貌似血性，實則貪生怕死，漢奸層出不窮，晚明空談之氣益勝，責人以不死者多，而以死抗爭者少。

敗血的大明王朝，同樣遭到了外敵的報復。建州女真人入關，那些滿口“大義”的清流在滿清屠刀下少數有些骨氣，外敵襲來，青樓女子李香君抱定殉國之念，而才子情郎侯方域卻一心賣國求榮，“脫下舊服換新袍”，帶頭“剃發易服”。“清流”的氣節竟不如“清樓”。如此精神對比，令人唏噓不已。

“血性消失”于宋代以降在漢族群消失是不爭的事實。血之不存，魂將安附？北宋被女真顛覆，南宋被蒙古蠶食，雖然朱元璋一度復國，但三百年后，女真的一個建州分支竟能再滅華夏王朝、統治全中國，近一億人口的民族相繼被幾十萬人口的同一部落吞沒兩次，實屬敗血退化后的自招天敵、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