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一生，與洛陽(今河南洛陽市)結下不解之緣。

洛陽作為北宋的西京，位于中原腹地，是北宋除首都汴京之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文人云集，學者扎堆，有利于開闊視野，交流思想，發展自己的學問。同時，這里山美水美，民風淳樸，是個養生與做學問皆宜的好地方。所以，早在慶歷年間(1041—1048)，三十出頭的邵雍在洛陽授徒講學時，就有定居洛陽之意，“康節先公(邵雍)慶歷間過洛，館于水北湯氏，愛其山水風俗之美，始有卜筑之意。”。(邵伯溫《邵氏聞見錄》)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邵雍從共城接來雙親，在洛河之南，辟地筑屋，開荒耕種，從此定居洛陽。正是這一重大選擇，讓邵雍這位當初名聲不顯的學者，通過廣交朋友，博采眾長，更好地充實了自己的學問體系，同時，也得到了更多學子的追隨，獲得了更多博學鴻儒的認可，學術思想廣泛傳播。

定居洛陽之初，邵雍一家外無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之童，家徒四壁，生活困頓，一度到了靠自己打柴做飯、侍奉雙親的境地。《宋史?邵雍傳》說：“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不過，邵雍不以貧困為憂，不露戚戚之窮，讀書耕種，平和淡定，講學交友，不亦樂乎，“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

邵雍不單平和淡定，而且德氣粹然，胸懷寬廣，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具有大家風范。他高才絕學，卻從不炫耀，交流學問，也不以一己之見強加于人，謙虛謹慎，休休有容。與人交往，無論長少貴賤，一律以誠相待，而且整日春風，笑臉常開。與人交談，“樂道其善而隱其惡”，總是表揚人家的優點和長處，包容人家的缺點和短處。王安石推行“熙寧變法”，遭到許多士大夫的抵觸，有的甚至掛冠而去，以辭職的方式表達反對的堅決態度。邵雍那些在州縣任職的門生故舊，為此專門寫信給他，征求他的意見。邵雍盡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對新法，但他認為以掛冠去職的方式反對，于國、于民、于己都不是明智的選擇，他認為嚴法寬施，才是國家對地方、官員對百姓負責任的態度，所以他每次在回信中，都會誠懇地規勸他們說：“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

邵雍的胸懷和品質，不僅為他贏得了學生們的欽佩，而且贏得了朋友們的特別尊敬。富弼、司馬光這些名相退休后，都在洛陽定居。邵雍雖然一介儒生，一貧如洗，但這些聲振寰宇的老宰相們，卻齊了心似的，都以結交邵雍這位后生為榮。他們與邵雍杖屨往還，高山流水，過從甚密。他們不但敬重他、宣傳他，而且還傾囊相助，合資為他興建了一座面積碩大的莊園。莊園內小橋流水，田連阡陌，單住房就有三十多間。邵雍欣然笑納之余，把莊園命名為“安樂窩”，在詩作中表達了自己的由衷感謝之情，詩曰：“重謝諸公為買園，洛陽城里占林泉。七千來步平流水，二十馀家爭出錢……”

這些士大夫們為什么會對一個既無顯赫家世，又無半點功名的布衣平民邵雍如此慷慨呢？這是因為，對于當時的士大夫來說，學問才是結交的紐帶——不是金錢，著作才是身份的象征——不是權力，品德才是人生的瑰寶——不是鉆石。他們與邵雍之間，是通過才學品德締結起來的關系，是真正的云天高誼，君子之交。

士大夫不僅在物質上資助他，還對他尊敬如師長。春秋季節，晴好之日，邵雍常常乘一小車，由書童牽著，興之所至，隨意出游，舒適而愜意。士大夫對邵雍的生活起居特別關注，就連他車子的聲音都特別熟悉，一聽到邵雍車來的聲音，大家爭相出門迎候，一旦接到邵雍進門，兒童和廝役們都奔走相告說;“我家先生來了！”歡快之情，溢于言表。有的士大夫，甚至裝修出專門的房子，等待邵雍有空前來居住，并根據邵雍的“安樂窩”之名，為其命名曰“行窩”。無論是士大夫家族，還是平民家庭，每每父對子、兄對弟的教育中，常常會拿邵雍作比喻，說：“毋為不善，恐邵先生知。”賢良的人喜歡他的德行，不賢良的人悅服他的感化，一時間，洛陽人才輩出，忠厚之風天下聞名。至于全國各地的士大夫，無論是專程前來還是路過洛陽，不一定會去造訪官府，但一定會去拜望邵雍，遠道而來的理學家程顥，就在一次拜望邵雍之后，由衷慨嘆道：“堯夫，內圣外王之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