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文新政

公元1398年閏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駕崩，二十一歲的皇太孫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元建文，這就是明朝第二個皇帝建文帝。這位在位僅四年，被叔叔朱棣篡權成功的失敗帝君，在歷史上卻得評價甚高，朱元璋的遺詔里說他“明仁孝友”，可稱是仁德之君。清歷史學家徐元文也曾說他“若無篡逆之亂，必修德安民，開一代盛世也”。普遍的觀點認為，如果當初朱棣接受了朱允炆登基的現實，安心做一個藩王，朱允炆也必將成為一個堪比歷代仁君的好皇帝。而觀其一生的“善舉”，事實也似乎如此，從建文元年(1399年)開始，朱允炆即大刀闊斧，對朱元璋時代的諸多制度進行更化改革，史稱“建文新政”。

新政的主題恰如其年號“建文”一樣，與前代的“洪武”相對，施行重文臣，興儒學的“仁政”。

即位第一個月即下令全國復查“冤案”，對洪武時代的幾次大案重新核查，力求“從寬”，赦免無辜者數萬人。許多被朱元璋流放邊關的文臣也得以提拔，甚至入主中央。

進而修訂《大明律》，刪掉其中諸多苛刻刑法，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署更進行“機構精簡”，戶部和刑部下屬的各類司級機關從12個縮減到4個，但有些部門則進行“機構擴充”，如翰林院和國子監。

官職級別也發生變化，六部尚書的品級從二品提高到一品，皇帝身邊則形成了齊泰，黃子澄，方孝孺三人組成的“參議”，即后來明“內閣”的雛形。

賦稅政策也大做調整，改變了洪武時代對江南地區的苛刻重稅，改為輕徭薄賦。

甚至曾一度在方孝孺的建議下改革國家土地制度，恢復西周時代的“井田制”。

上述種種“善政”，六百年來史不絕書。

有些政策固然理想化甚至不切實際，但諸如“內閣”等制度，文臣治國的理念，實際上也被后世皇帝接納并延續下來。歷代史家對其評價甚高，由此不足為怪。

既是“善政”，又為何招致戰亂呢？

這就是靖難之役的“導火索”——削藩。

二、削藩

臺灣歷史學家李敖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此諷刺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朱允炆的削藩，正像北宋軍隊打仗，開始的時候捷報頻傳，斬獲連連，卻突然一個挫折，接著就是昏招連連，連戰連敗，最后敗到一發不可收拾。說“削藩”，這是朱允炆在做“皇太孫”的時候就有的一塊心病，畢竟深知自己年紀幼小，諸藩王“叔叔”皆手握重兵，自然如鯁在喉。黃子澄曾寬慰他說：“漢景帝在位時，諸王也多不法，釀成七國之亂，可漢景帝派兵平定，立刻都土崩瓦解”。此言讓朱允炆稍稍心安，后來朱允炆也曾請教朱元璋，朱元璋反問他該怎么辦，朱允炆思來想去答道：先用德爭取，再用禮規范，再不行就改封地，還不行就削藩，如果都不行，只能兵戈相向。朱元璋很滿意，贊道：“甚好，甚好。”而觀朱允炆削藩，論開頭，也可為“好的開端”。早在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朱元璋撒手人寰后，即頒布“遺詔”，各地藩王所屬的文臣武士，除藩王的親身“護衛”外，皆由中央節制。初步掌控了各藩鎮的“軍政大權”，繼而朱允文與其老師齊泰，黃子澄密謀，采納黃子澄“斷燕王朱棣手足”的建議，先將河南周王與山西代王以“貪橫暴虐罪”逮捕，繼而周王被發配云南。

眾文臣窺得風向，紛紛見風使舵，上書力陳大規模“削藩”。“順應民意”下，建文帝再接再厲，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珉王被召入京“切責”，湘王不堪忍受屈辱，憤然自焚。

齊王被廢為庶人，關入大獄，數月之間連出重手，將當年向朱元璋陳述的“五步走”連貫動作一氣呵成，直鬧得諸藩國人心惶惶。

噩耗連連，“主要對手”朱棣也緊張，加緊招兵買馬準備戰爭，并與北邊的韃靼部落訂立盟約。

建文帝也毫不落后，先策反了燕王府官員葛誠，成為自己耳目，繼而以防備蒙古為名，派親信將領張芮駐北平北面的開平，遣謝貴為北平指揮使，接掌北平軍權，里里外外對朱棣形成夾擊之勢。

建文元年三月，朱棣入京朝見，有大臣建議建文帝借故將朱棣捉拿，未被允準，繼而建文帝派宋忠率精兵三萬駐開平，五月，朱棣派兩個兒子朱高熾，朱高煦入京朝見，又有大臣“舊話從提”，要建文帝扣押兩皇子以挾持朱棣，再被拒絕。

最終放虎歸山，歸家后，為掩人耳目，朱棣開始“裝瘋”，成日瘋瘋癲癲，做病入膏肓狀。

七月，在得到葛誠密報朱棣已然籌謀起兵后，建文帝終下決心，命北平指揮使張信逮捕朱棣，誰知張信火線倒戈，向朱棣告密，朱棣果斷行動，先誅殺建文帝派在身邊的眼線葛誠，繼而火速舉兵，殺死建文帝駐北平親信張芮，謝貴，控制北平城，繼而殺退駐開平的宋忠的三萬精兵，正式舉起了“造反”大旗。

今人對這段“削藩”過程頗多非議，認為既然削藩的主要對象是燕王朱棣，就該從一開始直搗黃龍，先將朱棣削藩，而照黃子澄的方式，實為“先易后難”，到頭來朱棣毫發未損，各藩國卻被“得罪光”。

這個此時捷報頻傳的過程，素來被看做建文帝的敗筆之一。

而在這之間，兩次可以拘捕朱棣的機會皆被他放過，更令后人指摘不已，稱之為“天予不取，必受其咎。”

但仔細觀其過程，朱棣兩次覲見，第一次是諸藩王人心惶惶時，恰如齊泰所言：“擅扣燕王，恐激諸藩眾怒”。

第二次朱棣兩皇子覲見時，黃子澄諫道“放歸二子，以德化感燕王，可成陛下美名。”

在輕易不愿釀成兵災的建文帝眼里，這必然成為他的第一選擇。

而說到“先易后難”的削藩選擇，對于行事力求穩妥的建文帝來說，也是必然會采納的。

但對照之前的漢朝“七國之亂”，以及后世的清朝“三藩之亂”，我們不難看到建文帝的最大“錯處”。

三次“削藩”，共同的道理只有一句話：削亦反，不削亦反。既是無可回避的戰爭，最重要的自然是戰爭準備，而這，恰是建文帝，及其“師傅”們最大的疏漏。

直到戰爭打響后，建文帝還反復告誡前線諸將，不要傷害朱棣，原因是“勿使朕有殺叔之名”。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

三、長興侯耿炳文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燕王朱棣在北平舉兵造反，以“清君側”為口號，拉響了持續三年的“靖難之役”的大幕。大戰驟起，朱棣先聲奪人，先敗宋忠的三萬精兵，繼而連克云中，開平，懷來，上谷，永平，皆是建文帝事先安排的牽制朱棣的“防區”，此時盡皆攻克，如雷轟頂的建文帝，也迅速做出了反應，派出了以長興侯耿炳文率領的三十萬“中央軍”，出師討伐。由此牽出了朱元璋為建文帝做的最后一個苦心安排——長興侯耿炳文。耿炳文，鳳陽人，淮西舊將的老班底，大明開國功臣，靖難之役爆發時，時年六十五歲，可謂久經沙場。在漫長的三年靖難之役中，他留給歷史的只有短短一瞬，但他卻一度是最有可能改寫朱允炆命運的人。之所以這樣說，還是由于他的作戰特點---擅守。

朱元璋爭天下時，他曾受命鎮守江蘇長興達十年，其間數次以少勝多，擊敗朱元璋勁敵張士誠的瘋狂進攻。也因戰功為封為長興侯。

在朱元璋麾下的各路英杰，乃至彼時中國的將領中，他是最擅打防御戰的人，他不僅防御經驗豐富，且軍事思想卓越，其提出的“以戰車克胡騎”的作戰思路，在明朝中后期被戚繼光，俞大猷，孫承宗等人發揚光大，成為明軍的主戰法。

朱元璋留下他的苦心正在于此：一旦國家有事，一個耿炳文就足夠鎮守邊關。

而從靖難之役的局面看，大勢更是清楚，起兵造反且部隊多騎兵的朱棣，最大的特點是擅攻，最有利的局面是速戰，一旦戰局拖向相持乃至寸步不前，就是朱棣的滅頂之災。對于耿炳文乃至建文帝來說，平亂的方式很簡單---守住，便是勝利。

但急于求成的建文帝給耿炳文的命令卻是“火速堪亂”。

接著同年九月，耿炳文率軍在河北真定與朱棣激戰，朱棣先以夜襲的方式，相繼殲滅耿炳文屬下的潘雄，楊忠部，出戰遇挫的耿炳文收縮兵力，死守真定，數次擊退朱棣的進攻，終將局面拖入對“中央軍”有利的相持戰軌道。

豈料后院起火，建文帝聞敗報后大怒，申斥耿炳文“一戰而摧鋒”，于同年十一月派已故曹國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接替耿炳文，率五十萬大軍北征朱棣。

這個本可建立平叛奇功的老將，就這樣告別了靖難之役的舞臺。兩年后，坐穩江山的朱棣，以“擅用宮廷物品違制罪”，將之賜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