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時期的軍事成就也不容忽視，唐朝在這一時期滅亡了東西兩個大敵：西突厥與高句麗，也順帶壓制了一下日本的氣焰，換來了中日千年和平。單從征伐高句麗的戰果來說，太宗李世民曾親征卻徒勞無功，而后來高宗先后派大將蘇定方、李績(即李世績)、劉仁軌以及薛仁貴經略遼東，最后兵圍平壤，滅了高句麗，并在遼東設立九都督府。后來新羅統一朝鮮半島，與唐朝建立了良好的關系。顯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沒有實現的夢想。

從高宗對于長生之術的冷靜態度和對醫學的信任來說，比起乃父太宗也勝出一籌。太宗最終由服食丹藥而死，而高宗身體狀況雖一直不佳，卻能夠客觀坦然地面對。他對于胡僧的長生藥從不迷信，認為“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他對于御醫的治療都能夠積極配合，即使是在他的頭上扎針也不介意。另外，他還命令宰相組織名醫修訂了《唐本草》行世。”單就這種對生死的科學態度來看，說他“昏懦”就很不客觀公平。

高宗在處置危及皇權和皇位的事件時，也不見昏懦。最有代表性的是發生在永徽三年(652年)的宗室謀反案。當時，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兒高陽公主與駙馬房遺愛(房玄齡之子)、巴陵公主的駙馬柴令武、高祖李淵的女兒丹陽公主的駙馬薛萬徹、高祖六子荊王元景等人勾結在一起，陰謀發動政變，欲推舉自稱有做皇帝征兆的荊王元景為帝。事情敗露以后，高宗立即命長孫無忌負責調查，房遺愛稱太宗三子，即李治同父異母的哥哥吳王恪是主謀。高宗果斷下令，將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等人斬首，賜荊王元景、吳王恪、高陽公主、巴陵公主等人自盡，吳王恪之弟被廢為庶人，房遺愛之弟遭貶，薛萬徹之弟被流放。另有一大批有牽連的人，如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節、江夏王李道宗等人被流貶。其中，雖然有長孫無忌趁機專權，打擊異己的情況，畢竟是假手皇帝。觀一葉而知秋，看高宗處理這件事情的手段，恐怕不太可能容忍武則天“專作威福”吧？而這樣的鐵腕作風，無論如何也不能與“昏懦”掛鉤。

綜觀高宗執政時期，國力在增強，到永徽三年(652年)，全國人口就從貞觀時期的不滿三百萬戶增加到三百八十萬戶。此外，民族關系在改善，疆域在拓展，這個被認為是唐朝最弱的皇帝，擁有唐朝最大的版圖。這樣的人能說弱嗎？

退一步說，對于一個守成之君，能夠繼續執行被證明是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繼續沿著國家建設和發展的正確道路開拓前進，怎么能夠給他一個“昏懦”的評價呢？

被稱“昏懦”是因為武則天

李治被冠以昏懦的主要原因就是委政于武則天。顯然，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此事絕難以被以男性為主的文臣武將們接受。歷史學家們把武則天描繪成一個十足的野心家，整個唐高宗時代基本被武則天的陰謀所籠罩。為了說明武則天的強勢，就必須把李治描寫成一個很懦弱的皇帝。

那么，高宗為什么把政事委托給武則天？應該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他的身體狀況不佳，晚年“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患有類似今天的高血壓、青光眼之類的疾病，不能不倚靠他人處理國政;二是因為武則天自身素質高，而且與高宗在許多政事處理上觀點相同，從而取得了高宗的信任。再說，唐朝世風開放，女性參政的阻礙相對較弱，所以高宗委政于她并不稀奇。也就是說，武則天參與朝政應該是出于高宗的意愿，并非如歷史上評價的“專作威福”。

另據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記載，自從麟德元年(664年)，高宗處置了宰相上官儀以后，每逢上朝，武則天都垂簾于后。無論政事大小，高宗都會與她商議，中外謂之“二圣”。從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起，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而此時距高宗撒手人寰還有約十年，可見，這種帝后同尊的政治格局是在高宗思維清晰之時確立的。

高宗雖然委托政事于武則天，但不是完全放任。在他身體允許的情況下，一直親自處理國政，即使到了弘道元年(683年)三月，即臨死前的幾個月，仍然關注朝廷宰相的任職狀況，并罷免了欺凌舅家的宰相李義琰。與此同時，他還常常命令皇太子監國，代他處理國政，而不是完全依賴武則天一個人。所以，在高宗活著的時候，不存在武后把持朝政，一手遮天的情況。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斷定，說唐高宗是個窩囊廢是政治的需要，是后世史官的曲意刻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