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史料里，朱棣被形容為一個常年來處心積慮，企圖謀奪皇位的野心家。但是不容否認的是，在當時，他卻是諸藩王中令朱元璋最放心的人。

朱棣篡位成功后，為其篡位尋找“合法性”，對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如“皇太孫”陷害燕王，“燕王”屢受“太祖褒獎”之類的虛假情節。但有一條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確對朱棣之器重，皇子中僅次于太子朱標，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贊譽朱棣的話語“棣兒類我”，實出自洪武朝末期兵部尚書魯思俊的個人筆記。

具體情節是洪武二十一年明軍北征蒙古，朱棣率燕軍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軍，迫降北元大將乃爾不花，招降五萬人。捷報傳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勝，對兵部尚書魯思俊贊道：“棣兒類我”。這段典故也就被魯思俊收錄在其個人文集《西子叢話》中。靖難之役時，魯思俊已然作古。聯想到其曾身為太子朱標以及皇太孫朱允文講師的身份，可見這段記錄的可信性是極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厲，兩年后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師北征，先破元將索林帖木兒的大軍，再乘勝追擊，打敗當時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時明朝功勛宿將紛紛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橫空出世的朱棣，實為大明九邊最卓越的“將星”。時人“燕王善戰”的評語，誠為實情。

而戰功冠絕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當時的諸藩王里，卻是個口碑甚好的人，既無秦王的驕橫，更無晉王的奢靡腐化，早在洪武九年隨朱元璋巡視老家鳳陽時，就留心民間疾苦，史載“民間細事，無不究知”。

自就藩以來，在其屬地愛惜民力，鞏固軍屯，協助地方官員發展生產，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兩次調撥軍隊，協助地方府衙興修白溝河，灤河水利，多次親臨工地“帶頭示范”，終使當地“灌溉千里”。營建北平城時，動民夫數萬，“補恤甚厚”。邊境操練演軍時，但凡有踐踏民田，毀壞百姓財物的行為，一律重金補償。劃定軍隊屯田范圍時，強調“不與民爭利”，曾將懷來附近千畝良田讓與附近農戶，“另擇低洼貧瘠之地屯耕”。對待麾下兵將以及地方官員的貪污行為，也毫不手軟，多次接受鄉民訴狀，上書朱元璋揭發當地府衙的不法行為，懲治多名貪官污吏。對其軍中兵將的擾民行為也毫不姑息，先后重辦數名曾追隨其出生入死的親兵。

特別是洪武二十二年，掌管北平軍械錢糧的司谷劉通貪墨事發，朱棣令劉通持刀，與麾下遭克扣的三十名士兵相搏，頃刻間劉通就被剁成肉醬。甚至就在多年后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軍征繳前，國公徐輝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軍紀嚴明，冠于九邊，不可輕視也。”

在洪武朝時代，不僅朱棣屬地的官民對朱棣稱譽有加，甚至連當時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稱的幾位“直臣”，對他也贊不絕口。敢于糾劾權貴的監察御史韓宜可，一生揭發權貴重臣無數，卻惟獨對朱棣推崇不已，其彈劾晉王的奏章里寫道：“若諸王以燕王為楷模，凡事以安民儉省為首任，實為大明之福”。太子朱標巡視北方，歸來后在位晉王，秦王開脫的同時，也稱贊朱棣“四弟安民營邊，仁勇兼有，為邊陲柱石也”。對于素來痛恨貪官污吏，崇尚簡樸，重農愛民的朱元璋來說，這一切自然增加了不少“印象分”。

但朱棣的目標顯然不是做“柱石”，而心懷大志的他，能讓朱元璋徹底放心的，卻是他的“不爭”。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兩次北征得勝，卓越戰功，卻只得到朱元璋“寶鈔十萬貫”的封賞，與他的那位臨陣脫逃的三哥晉王無二，然而晉王得賞后卻尤嫌不足，時常牢騷滿腹，朱棣卻毫無怨言，相反屢屢上書，坦言自己“功不及賞”。如此“謙虛謹慎”，自然讓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傾斜。

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標病逝，朱標之子朱允文被立為皇太孫，朱棣偵得朱元璋對藍玉日生不滿，遂向朱元璋進言：藍玉是“跋扈將軍，日久將尾大不掉，恐禍及太孫”。終令朱元璋殺心頓起，次年大興“藍玉案”，株連數萬人。而朱棣卻憑此舉，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場”，徹底打消了朱元璋對他的懷疑。又除掉了日后自己起兵奪權的最主要對手可謂一舉多得。

但縱使朱棣巧妙“表現”，朱元璋也對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里，朱棣最終只是個“柱石”，卻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兒類我”的一句話上，朱元璋對接班人的要求，是一個寬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剛猛治天下”的翻版。“類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實力而言，朱棣盡管權鎮一方，在當地“深得民望”，其軍隊也“驍勇冠九邊”。但若對照一下孟森在前文關于朱元璋中央與藩王的關系論述，我們不難看到，朱棣的邊上，是兩個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晉王。且不說中央以全國治一隅的優勢，單是這兩個已對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鎮對他的牽制，就令他難有動作。這個“權力的平衡”，若無意外，朱棣是無法打破的。

但意外偏偏發生了，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朱樉病逝，洪武三十一年晉王朱綱病逝，在令朱棣這個中央的“最大威脅”扶出水面的同時，卻也掃清了朱棣起兵的障礙。秦，晉兩王的繼任者朱尚炳和朱延喜年紀尚輕，防衛蒙古勉強可以勝任，出兵與朱棣爭鋒卻并非對手。兩大藩鎮對朱棣的牽制不復存在，最終有了“靖難之役”三年的戰火連天。清趙翼就曾為此感慨：天佑燕王，禍及蒼生。

但對蒼生來說，這樣的“天意”究竟是“福”還是“禍”，清大儒谷應泰對此卻有另類的看法：“靖難三載，雖殺戮甚重，藩鎮之患卻終消解，倘無此役，任諸侯尾大不掉，唐末割據恐重演也。”此言確有道理，因洪武末年的奪嫡之爭而造成的“靖難之役”，其結局雖令建文帝丟失寶座，但篡逆成功的朱棣此后厲行“削藩”，不斷解除藩鎮的權力，終建成了大明朝的“中央集權”，保持了國家的穩定。否則，若干年之后，明朝很可能演變出唐末五代十國的亂象。靖難之禍的結局，確實是“福所依”。

但這場變亂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靖難之役后，登上龍位的朱棣為防諸藩王“有樣學樣”，下詔將九邊“藩王”逐一內遷，導致北方防務大損，長城以南明朝防衛蒙古的各類“緩沖地帶”逐漸淪陷，蒙古部落日益南下，肆虐大明邊關。“土木堡之敗”的伏筆即由此而種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朱棣將駐扎在開原的韓王朱松及其屬下“三萬精兵護衛”，盡數南遷至福建，在當地任命部落首領猛哥帖木兒為大明“建州衛指揮使”，世襲鎮守。二百多年后，這個世襲鎮守的家族，崛起了一個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清太祖努爾哈赤。福兮，實為禍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