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朱明王朝處于風雨飄搖之中，內憂外患的危局使崇禎皇帝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此時關外清軍虎視眈眈，西南張獻忠一路沿湖北、湖南奪關占地，準備全面占領四川;更嚴重的是李自成已西進潼關，占領西安，控制了西北，整頓兵馬要直取北京，大有稱王建國之勢。國家社稷危在旦夕，如果此時崇禎皇帝權衡利弊，當機立斷，遷都南京，以徐圖卷土重來或許尚可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明朝也許不會這么快就滅亡。但是崇禎皇帝卻遲遲猶豫不決，一味的坐以待斃，終于斷送了大明江山，自己也落得了個吊死煤山的可悲下場。

《大明劫》里的崇禎皇帝

更令人疑惑不解的是首先提出南遷之議論的不是別人正是崇禎皇帝本人，那么他為什么又遲遲不肯南遷呢？他是真的不想南遷嗎？崇禎十七年的正月初四，崇禎皇帝急召大學士及首輔大臣陳演、魏藻德、丘瑜等大臣到御書房議事，討論兵部兵科給事中吳麟征、陜西總督余應桂和薊遼總督王永吉三人提出的速調吳三桂入京勤王的三道緊急奏折。這本是一個拯救危亡的折中方略，雖然不得不因此放棄山海關，但能避免京城落入李自成之手。

然而，崇禎皇帝卻躊躇再三，不能當機立斷。面對外患，如果棄地守京，就會落下丟失國土的千古罪名;面對內憂，坐以待斃，又會蒙受失政于寇的奇恥大辱。這個兩難的選擇使他猶豫不決，他還一心想作名垂青史的圣君呢，這種失地失國的重大罪名朱由檢是不愿意去承受的。因此，他把這個皮球踢給了這些大臣們，試圖讓大臣們正式提出動議，然后他再順水推舟作個表態，免得承擔歷史責任。可是，這些長期生活在皇帝身邊的大臣個個老奸巨滑，他們早都猜透了皇帝心里打的小算盤，竟無一人站出來表態！崇禎從他們口中得不到自己想要得答案，最后只好決定：“早朝廷議公而決之”。

于是，正月初九的早朝上，眾朝臣展開了唇槍舌劍的爭論，一派主張棄地守京，另一派主張決不棄地，結果相持不下，不歡而散。那么，主張決不放棄一寸國土的臣子們，真的是心口如一誓死報國的忠臣嗎？不然。當時的內閣首輔大臣陳演就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他想，自己當廷表態不棄國土，日后就逃脫了丟失國土的罪名。而他后來又不公開反對“棄地守京”，則是遵照崇禎皇帝的心思。另外，說不定有朝一日秋后算帳，這個剛愎自用又心胸狹窄的皇帝，為了開脫自己的罪責說不定會找一個因棄地守京而丟失國土罪名的替罪羊，而他陳演最好則是明哲保身了。

試想，這種滿腦子為個人打算的人把持朝政，再加上個優柔寡斷，只顧虛名的皇上，哪里會定下萬全之策呢？退朝不久，左中允李明睿求見崇禎，為崇禎獻上南遷之計，大敵當前，應該效仿晉、宋南遷，以后再圖恢復北方，以緩目前之急。實事求是地說，這個消極的應付的策略是當時唯一一個可以確保朱明王朝的可行之策，崇禎心里也是贊同的。但是，他顧慮重重，認為南遷是丟棄宗廟社稷的大罪，比“棄地守京”更甚，他實在不愿承擔這個千古罵名，于是，這個正確的策略便被擱置一邊了。

同年三月初，李自成農民軍勢如破竹，攻克了寧武，明軍一敗涂地，京城已經岌岌可危，崇禎連夜召諸大臣商議對策。這時，李明睿又奏請南遷。崇禎想，這次如果沒人反對，他就可以下決心南遷了。不成想總有人要和他對著干，左都御史李邦華竟提出，皇上應該死守京師，讓太子下江南，打碎了崇禎的如意算盤，崇禎因此勃然大怒，怒斥眾臣道：“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孩子家做得了什么大事？”眾人頓時嚇得啞口無言，其實人人心里都明白，皇帝自己本想南逃，卻硬要眾大臣說出來，死要面子。

崇禎為什么不南遷

他們又一想，如果皇上南遷，大臣們便要留在京師輔佐太子，這豈不成了替死鬼;而那些隨駕南遷的人，一旦京師失守，說不定也會因力主南遷而替人受過，這實在是個兩面不討好的苦差事。眾人都看透了崇禎的心理，誰也不想背這個黑鍋。崇禎卻不知眾人心里想些什么，見無人表態，還連連催促群臣想對策。結果群臣議來議去，還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到了最后，也只是下了個“入京勤王”的圣旨，等待各路大軍來京護駕。但是，此后的幾天，勤王的軍隊沒到，告急的奏折卻像雪片一樣飛來，如再猶豫就什么都來不及了。這時李明睿又來緊急求見，力勸崇禎南遷。

崇禎皇帝當然想馬上南遷，可是他又總是盼望著大臣都一致贊成南遷，都來哭求時再半推半就的答應下來，這樣雖然仍是不免“棄京南逃”之名，但總還能營造出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情景，使人對他這個皇帝的被動無奈深表同情。因此，在形勢雖然已經是萬分危急，但他卻還抱著一線希望，興許這一次大臣們會眾口一詞的奏請他南遷的。可是他又一次失望了，大臣們來朝見他時，都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全都沉默著，誰也不肯開口。

僵持之際，前方信使來報：“保定失陷了！”這一下，南遷的路被從中掐斷，南遷之議也就成了泡影了。大局已定，已無可挽回。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崇禎皇帝無路可逃，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上自縊殉國，就這樣因為崇禎的優柔寡斷和大臣們的明哲保身終于葬送了明王朝的大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