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帝國時代已經為他們準備了足足100年的糧食。史家通過這段記載，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秘密：“貞觀之治”與李世民沒太大關系，任何人，都會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礎之上，坐享“之治”的社會福利。

“貞觀之治”，是令中國人永世懷想的一個偉大時代。

在這個時代里，人民安居樂業，歌舞升平，皇帝溫良慈善，百官恪盡職守，米缸里裝的是吃不完的小米，田地里生長著綠油油的蔬菜……總之，這樣一個近乎于傳說中的美好時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一手創造出來的，所以他在中國皇帝排行榜上，理直氣壯地占據了首位。但這一切，卻只不過是一個騙局。

隋文帝初登基時全國人口400萬戶，隋煬帝登基時已達890萬戶，以一戶6口計，全國人口不下5000萬，這個數字大約直到唐玄宗時才達到。隋開皇九年已墾田地1944萬頃，大業中期已墾田地5585萬頃。但唐天寶十四年才墾田地1430萬頃。隋煬帝登基時就有890萬戶，而唐太宗直到駕崩才有380萬戶，國力差距可以想見。

隋朝時政府在各地都修建了許多糧倉，其中著名的有興洛倉、回洛倉、常平倉、黎陽倉、廣通倉等。存儲糧食皆在百萬石以上。貞觀十一年，監察御史馬周對唐太宗李世民說：“隋家儲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隋朝已滅亡了20年，隋文帝已經死了33年，可那時的糧食布帛還未用完。1969年在洛陽發現了一座隋朝糧倉——含嘉倉遺址。面積達45萬多平方米，內探出259個糧窖。其中有一個糧窖還留有已經炭化的谷子50萬斤。由此可見隋朝的富裕與強盛。

縱觀歷史，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隋唐更替，其間的戰爭使人口減少約2000萬以上，戰爭結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這是“貞觀之治”產生的最重要原因;其次，隋開創了大運河以及科舉，大運河的勞民導致隋滅亡，但這些卻促成了“貞觀之治”的產生。開創大運河，利在當時，功在千秋。

所以從理論上來說，縱然是真的有什么“貞觀之治”，那也是隋朝的功勞。

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時候，忽然有一天，李治心血來潮，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年全國增加了多少人口？

高履行回答說：去年的人口增長，同往年一樣，還是15萬戶。

李治又問：那咱們國家，現在有多少人口呢？

高履行道：380萬戶。

李治掐指一算：嗯，現在有380萬戶，貞觀之治一共是23年，每年人口增長15萬戶，23年的增長人口數目就是360萬戶……不對啊。難道貞觀之治剛剛開始的時候，人口總數不過是20萬戶？

高履行道：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李治有點醒過神來了：大隋開皇年間，有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當時的戶口總數，是870萬戶。

李治大驚：你是說隋唐改朝換代時，把全國人口幾乎殺光了嗎？李治尋思了半天，又問道：那隋開皇時，生產的糧食有多少？

高履行道：當時的糧食，足夠870萬戶吃50年。

李治大驚：當時有這么高的生產力嗎……我明白了，貞觀之治，就是帶著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口，狂吃人家足夠50年吃的糧食……

關于這段對話，在《資治通鑒》中寫得明明白白，即使我們把這段話打上八成的折扣，也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隋唐之戰，看似波瀾不驚，實則是恐怖到了極點——天底下的老百姓，幾乎要被趕盡殺絕了，余下來的人口，尚不足大隋開皇年間的十分之一。而大隋時代抓革命，促生產，生產出來的足夠全天下人食用50年之久的糧食，就構成了李世民貞觀之治的經濟基礎。

退一萬步說，就算是大唐貞觀年間的人口并沒有少到如此恐怖的程度，那也不可能達到隋開皇年間的50%，而這就意味著，隋帝國時代已經為他們準備了足足100年的糧食。

總而言之，史家通過這段記載，告訴我們這樣一個秘密：“貞觀之治”與李世民沒太大關系，任何人，哪怕是讓隋煬帝再回來，也同樣會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礎之上，坐享“之治”的社會福利。

唐太宗注意納諫，注意節制徭役，都是事實，然而封建地主階級對“貞觀之治”的美化，卻完全是著意的夸大。

《舊唐書.太宗本紀》、《資治通鑒》都說貞觀四年(630年)天下判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至五嶺，都夜不閉戶，出門的人不必帶糧食，可以“取給于道路”。《貞觀政要》說得更具體，“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至于旅行者的糧食問題，“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此皆古昔未有也”。這真是好得不能再好的烏托邦了！

其實歷史上根本沒有過這樣的事實。貞觀元年(627年)，關中饑荒;二年天下蝗災;三年又發了大水。這幾年中間，老百姓窮得賣兒賣女，流亡道路。貞觀四年，天下大熟，流亡的農民才得還家。這是喘息方定的時候，怎么會一下子便富庶得不得了呢？兩年之后，魏征還描繪過中原蕭條的景象，他說：從伊水、洛水往東，直到泰山、黃海煙火零落。極目望去，到處都是荒原野草。貞觀六年是這副樣子，四年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我們還需要注意，唐太宗的節制徭役，是勉強地去做的，因此他常常會有違反這條政策的舉動。這里按照年代次序，舉幾個例。武德九年(626年)初即位時，要點身材壯大的未成年人當兵，經魏征力爭而止。貞觀四年，修洛陽宮，張玄素諫阻，說：“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煬帝矣！”當時，他聽了不免心驚，暫時停役。然而到了明年，不僅修了洛陽官，還修了仁壽宮(九成宮)。六年，魏征指出：“比來營繕漸多”，可知那時的徭役并不算輕。十一年，馬周上疏，說當時多營不急之務，百姓怨嗟，批評太宗不像貞觀初年那樣“儉以息人”了。貞觀十三年，魏征上《十漸不克終疏》，引太宗本人的話，“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并指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十六年，太宗下令：今后有自己傷殘手腳以避勞役的，“據法加罪，仍從賦役”。據說此風起自隋末，貞觀中遺習尚存，所以下令禁止。以上兩條，一言一行，最能暴露唐太宗的階級本性，并且說明常有徭役較重的情況，不過不像隋末那樣嚴重而已。貞觀末年，人民賦役負擔，還有繼續加重的趨勢。二十二年(648年)修玉華宮，“所費以巨億計”。充容徐惠見連年用兵，營繕相繼，宮廷習俗也頗奢華，上疏諫勸，說“人勞乃易亂之源”，盡管雇人做工，也“不無煩擾之弊”。至于劍南(四川)百姓，因為造侵略高麗用的船只，負擔沉重，那年已經發展到無法忍受的地步了。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知道，貞觀時的實際情況是：農民的賦役特別是徭役負擔，有時比較輕，有時比較重，但重的時候也沒有達到使再生產無從進行的程度;唐太宗怕農民造反，執行不竭澤而漁的政策，但由于封建統治者的本性，有時不免要加重剝削，他的好處是肯接受意見，注意改正。封建時代能夠這樣，就算是政治清明的“治世”了;肯這樣做的皇帝就算是“明君”了。

歷史上有過許多這類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是比較突出的一個。我們肯定他是有所作為的封建統治者，但不必歌頌他，因為他終究只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人物。沒有隋末農民群眾轟轟烈烈的斗爭，就不會產生這樣一個局面，不會產生具有太宗、魏征等人的觀點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