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確非法治社會，但制定法律卻是歷代皇帝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之一。以漢朝為例，法令之多，可謂汗牛充棟。蕭何作九章，韓信訂軍法，叔孫通制儀法。到漢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死罪就有一萬多種。法律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隋唐以后，國家頒布的法令就更多了。

古代確非法治社會，但制定法律卻是歷代皇帝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之一。以漢朝為例，法令之多，可謂汗牛充棟。蕭何作九章，韓信訂軍法，叔孫通制儀法。到漢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死罪就有一萬多種。法律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隋唐以后，國家頒布的法令就更多了。既然有了法，皇帝自然高度重視官員學法。秦丞相李斯曾給秦始皇打報告，提出“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意思是說想學習法令的人，須以各級官員為老師。

唐睿宗也是提倡官員學法的典范。他曾下令：“律令格式，為政之本，內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于廳事之壁，俯仰觀瞻，使免遺忘。”此段后面幾句的意思是，各級官員要將法律條文在機關大院的墻上張貼，以方便官員隨時誦讀，牢記在心。歷代帝王不僅倡導官員學習法律，而且還對官員嚴格考核獎懲，引導官員自覺學好法、用好法。

宋太宗時，首創了“領導干部法律知識任職資格考試”，具體做法是：每年對任職期滿后的各級官員組織統一“試判”考試;考試內容是考官提供幾則司法案例等材料，考生根據材料寫司法判決書，以綜合考察考生是否通曉法令規章，能否融會貫通，乃至文理是否通暢，書法是否優美。這個辦法，不僅迫使官員要認真學法，而且還要放棄“死記硬背”，學會靈活運用法律處理公務;考完后，朝廷根據官員的考試成績，決定官員的升降去留。

明朝官員學法不僅有全國統編法律教材，即朝廷編撰的《吏律公式》(相當于現在“公務員執法手則”)，而且對官員學法考核和懲處措施也作了規定：“凡國家律令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中須逐一考核，若有不能講解，不曉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三犯于本衙門遞降敘用。”和宋朝只“罷黜官職”相比，明朝的懲處措施因涉及到“打屁股”，確實有些不文明。

和明朝相比，清朝不僅更為嚴格，而且還經常搞突擊檢查。《大清會典事例》載有雍正三年皇帝批準的奏本：“嗣后年底，刑部堂官傳集滿漢司員，將律例內酌量摘出一條，令將此條律文，背寫完全。考試分別上中下三等，開列名次奏聞。”說的是：某年底，大清司法部長突然召集干部職工，將當時的法律隨便摘出一條，要求干部當場默寫出來，然后將考試成績分為上中下，報告皇帝。不難想象，考分優秀的官員想到自己的名字能讓皇帝知曉，那份榮耀和喜悅也就可想而知了。

提倡學法、考核學法固然重要，但對精通法律運用的官員予以大膽提拔，甚至破格提拔，或許才是古代官場為何出現“學法熱”的根本原因。《漢書·路溫舒傳》說：路溫舒在放羊時，取裁蒲草為牒，認字習書，被縣署錄用為小吏;“因學律令”有成績，被提拔為獄史(相當于監獄長);繼續鉆研，持之不懈，“縣中疑事皆問焉”。從“小吏”到“獄史”，這在當時確實是一個了不起的躍升，因路兄仍繼續深造，不久還兼任縣府的法律顧問，而完成這個高難度動作的“華麗轉身”，真的沒啥“潛規則”，就是因為路兄喜好鉆研法律。

古代不僅“臨時工”因學法得以提拔，即使你是“刑滿釋放人員”，只要你精通法律，也同樣可以“復出”做官。漢宣帝時，因研究《尚書》譽滿華夏的學術泰斗夏侯勝被關進監獄，和原丞相府官員黃霸成為“獄友”，一起服刑過程中，夏侯勝覺得黃霸在法律領域相當有才，幾年后，倆人相繼刑滿釋放后，夏侯勝在被“平反”擔任國家監察部長后，馬上向皇帝舉薦了黃霸，理由是他對法律十分精通。不久，黃霸被朝廷任命為揚州刺史。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既然“精通法律”也能迅速提升，于是古代官場“學法”蔚然成風，一些名頭很響的大師也迅速看準了這個巨大的市場，竟以自身名氣作為品牌資源，創辦私立學校，將律令之學作為學校的王牌專業，廣招各級官員和讀書人為學生，大發橫財。董仲舒就將自己的法律研究心得，寫成“公羊治獄十六篇”，在自己的私立學院中傳授學生賺錢;當時還出現一批精通法律的“奇葩”級人物，為了發大財，竟辭官不做，專門做培訓行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