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人與事，有許多在今天都不可思議。我有時翻閱彼時的報刊，見讀書人的種種文字，心甚向往，覺得今人已不復有那時的沖蕩了。中國的歷史，六朝與唐宋時的士人有幾分傲骨，給時光留下了諸多亮色，后來的讀書人就難見那樣的氣象了。唯有民國初年前后，風氣大變，狂士輩出，遺緒一直延續多年。我記得魯迅在一篇文章中就寫過那時的風尚：

但這是當時的風氣，要激昂慷慨，頓挫抑揚，才能被稱為好文章，我還記得“被發大叫，抱書獨行，無淚可揮，大風滅燭”是大家傳誦的警句。(《集外集·序言》)

魯迅那一代人，是曾崇尚血氣的，“尚武”在那時連女子也曾有過。秋瑾的故事似乎可以證明這一點。周作人在回憶錄里談到過紹興人的孤傲，魯迅那個“戛劍生”的筆名，倒可想見當年的情形。你能想到他騎著馬在南京城奔跑的樣子嗎？若是能看到那時的神采，史學家們不知又要生出怎樣的感慨了。

魯迅喜歡以“狂人”的形象隱喻所經歷的人生。不過要談人的放蕩不羈、獨往獨來，魯迅、周作人就要退避三舍，將這美譽讓給陳獨秀。陳獨秀的狂表現在多方面，不像同代的友人做人謹慎而文章放蕩。陳氏做人不守舊規，為文亦傲氣襲人。“五四”前后，有癲狂之態者很多，但像陳氏那樣倜儻的人，卻不多見。我們現在談那段歷史，當驚異于陳氏的奇特之舉。中國讀書人的狂放之風，在他那里可謂達到了極致。

幾年間我搜集陳獨秀的照片、信札，翻閱相關的史料，被其風采吸引。他是個硬朗的漢子，一生做的都是奇事。言行舉止，非儒學化，有點離經叛道。別人不敢做的事，他往往能行。有一段故事，大概可看出他的個性。1902年秋，陳獨秀第二次赴日時，和留日學子黃興、陳天華、鄒容等人有過諸多交往。那時魯迅也來到了東京，正在學習日語。不過魯迅與人交往不多，像個靜靜的看客，沒有什么過激之舉。陳獨秀和鄒容卻已顯出個性，不久就演出了一場惡作劇。大概是1903年春，因為陸軍學生監督姚昱惡氣擾人，陳獨秀遂與友人伺機報復。有一天夜里，陳氏與鄒容等偷襲姚昱的住所。他們把姚昱抱住，陳獨秀拿出剪刀，將其辮子剪了下來。此舉在留學生中傳出，一片喝彩。但陳獨秀卻因此不得不回國了，因為惹怒了官方。這一故事后來成了留學生久傳的段子，魯迅想必是頗為興奮的。那時的留學生，大多留著辮子。凡被剪辮者，或被疑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做“里通外國”，被視為“漢奸”。姚昱的被戲弄，其實是對該人的懲罰。魯迅對“姚昱事件”的過程，應當是清楚的。他的同學許壽裳，當時就跑到留學生會館看過熱鬧。現在推斷，魯迅與陳獨秀在東京碰面的概率很高，只不過沒有材料證實，不好妄斷。其實即使見面，也難有什么特別的印象，因為那時候他們還都沒有什么名氣。

魯迅交往的人物，好幾位都和陳獨秀有關系，個別的關系還非同尋常。比如蘇曼殊、章太炎。還有一位，魯迅后來痛恨的人物章士釗，和陳獨秀竟是老友，且一度親密無間。不過這幾個人物與魯迅多是文字關系和學術上的交往，與陳氏則不同了，有的過從甚密，乃至于同吃同住。陳獨秀和蘇曼殊、章士釗的往來都在早期，很有些舊式懷才不遇的士大夫氣。他們之間的詩詞唱和，亦帶明清讀書人的遺風。比如蘇曼殊，他與魯迅、陳獨秀的交往，也能看出當時狂士的風尚。這位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每每被后人追憶，都有些趣味兒，像他那樣柔情萬種、放浪形骸者，的確是難得一見的。

蘇曼殊1884年生于日本，父親是中國人，母親乃日本人，可謂是混血兒。大概是1907年，魯迅結識了他。增田涉《魯迅的印象》云：

他(指魯迅)說他的朋友中有一個古怪的人，有了錢就喝酒用光，沒有錢就到寺里老老實實地過活，這期間有了錢，又跑出去把錢花光。與其說他是虛無主義者，倒應說是頹廢派。又說，他到底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不很清楚，據說是混血兒……我問道，他能說日本話嗎？回答說，非常好，跟日本人說的一樣。實際上，他是我們要在東京創辦的《新生》雜志的同人之一。問那是誰？就是蘇曼殊。

魯迅他們要辦的《新生》，預想得很好，大有一番抱負。但是因資金的原因，最終流產了。何以吸引蘇曼殊來，由誰介紹，都沒有文字記載。只是魯迅在一篇名叫《雜憶》的文章里，談到了彼此的相通之處：都喜歡浪漫的詩人。那文章的開頭寫道：

有人說G.Byron的詩多為青年所愛讀，我覺得這話很有幾分真。就自己而論，也還記得怎樣讀了他的詩而心神俱旺……

蘇曼殊先生也譯過幾首，那時他還沒有做詩“寄彈箏人”，因此與Byron也還有緣。但譯文古奧得很，也許曾經章太炎先生的潤色的罷……

蘇曼殊的漢語本來不行，后因陳獨秀、章太炎、章士釗諸人指點，長進很快。魯迅那時欲與其聯合，大約也是看到了其間的奇氣。他后來寫的小說、詩，都有一點悲愴，是頗有誘力的。魯迅之前，小說寫得很有張力的作者，應當說非曼殊莫屬。該作者的許多作品風靡一時，陳獨秀還為其寫過序文，可見當時的影響力。有趣的是，還是在1903年，魯迅埋頭于譯雨果的隨筆《哀塵》等文時，蘇曼殊則同時譯了雨果的《慘社會》(現通譯為《悲慘世界》)。該譯文經陳獨秀修改潤色，發表于《國民日日報》上。周作人回憶說，魯迅看了那譯文，印象很深，對蘇曼殊自然有了好感。蘇曼殊在1903年后譯的一些作品，大多為魯迅所喜愛，1907年，當他出現在魯迅身邊時，立即被吸納到同一營壘里是必然的，說其為同路人也未嘗不可。他與魯迅的交往很短，遠不如與陳獨秀的友誼那么久遠。蘇氏與陳氏相識于1902年，直到“五四”前一年去世，與陳獨秀的關系時斷時續。《新青年》創刊后，還能在該刊讀到他的小說，那該是陳獨秀所邀的。陳獨秀對蘇曼殊的浪漫生活和率真性格頗為欣賞，有時談及其學問，也有贊佩的時候。這在陳獨秀是少見的。1907年，看了蘇曼殊所譯的《梵文典》后，陳氏賦詩一首云：

千年絕學從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羅典文章曾再世，悉曇天語竟銷聲。

眾聲繭縛烏難白，人性泥涂馬不鳴。

本愿不隨春夢去，雪山深處見先生。

(《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將次西游命題數語愛奉一什丁未夏五》)

曼殊的頹廢、浪漫、好學，以及詩人氣質，都深得陳氏喜歡。后來兩人漸漸疏遠，有些道不同的緣故。但陳氏對他的真性情卻念念不忘，晚年的時候念及曼殊的一生，常有動情之處。臺靜農追述說，陳氏念及這位亡友，神色黯然。也可見他對亡友的摯意。

追記那個時代，文人多感傷和復仇的意識，浪漫的東西自然很多。蘇曼殊的小說《斷鴻零雁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等，就氣韻不凡。蘇氏的小說除感傷的東西外，個人主義的因素歷歷在目。比如寫暗殺，畫貧弱之人，都是陳獨秀所關注的內容。他好像在這位友人的筆墨間，感受到了相近的體驗。文學作品，往往有文人的某種寄托，曼殊多感傷，用情亦專，所以小說寫得讓人心熱。我們看那個時代的風氣、社會心理，有時就不得不在文人的墨跡里駐足。騷客與狂士提供給人的想象與暗示，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影響魯迅較大的前輩學人是章太炎。1907年，就是魯迅與蘇曼殊結識的同一年，陳獨秀也與章太炎有過接觸，還與章氏一同加入了亞洲親和會。魯迅與章太炎是師生關系，曾隨章氏學習文字學。而陳氏則是章太炎的客人，并無深交。章太炎在世的時候，魯迅對他很客氣，亦無談論他的文章。而陳獨秀則快言快語，對其愛憎參半，愛其學識之深，斗士風骨，又憎其混跡名流之間，未保晚節云云。不管魯迅、陳獨秀對章氏的看法如何，以狂士聞名的前輩章太炎，多少感化過“五四”這一代人。

章太炎在學問上的高深，世人是公認的，但他的狂狷、傲世，尤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他的弟子中有此特征者甚多。黃侃的倔強，錢玄同的雄辯，曹聚仁的獨行，都含有某些章氏形影。魯迅身上峻急的一面，和其師也有吻合的地方。或說，老師的氣節，多少感染了弟子們。那是時代的風氣：康梁多狂語，章氏喜厲言。鄒容以身殉道，秋瑾血濺刑場。而諸人之中，章氏的形影，讓魯迅久久不忘，印象是抹不去的。魯迅和章門弟子相遇時，偶談章太炎，口氣頗為尊重。當然其中少不了先生的逸事。學生中喜談老師的學問者多，自然也免不了談那些桀驁不馴的往事。比如怎樣罵人，自稱為瘋子;怎樣臨危不懼，置生死于腦后;怎樣衣食無序，孤行己意。曹聚仁和魯迅談天時，大概涉及于此。看二人的通信，可以證明此點。曹聚仁1934年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說到了老師的“瘋”，很有意味：

太炎先生有一個外號，叫做章瘋子。清光緒末年，梁啟超，麥孟華，奉康為教主，在上海宣傳《公羊》義法，說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為什么東西！配做少正卯、呂惠卿嗎！狂言囈語，不過李卓吾那一類貨色！”康氏徒黨，恨之刺骨！兩湖總督張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錢恂介入幕府。時梁鼎芬為西湖書院山長，一日，詢章先生：“聽說康祖詒(有為)欲作皇帝，真的嗎？”太炎先生說：“我只聽說他想做教主，沒聽說想做皇帝，其實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為之大駭！民國二年，袁世凱誅戮黨人，縶先生于北京龍泉寺，后移札于錢糧胡同，先生每與人書，必署“待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聯，下署“中華民國遺民章炳麟挽”;聯云：“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倭寇豈能干正統。與五色國旗同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勛！”孫總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聯，更是駭人：“舉國盡蘇俄，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云應繼魏忠賢。”章瘋子這外號，就這樣更流傳開，更證實了。

章太炎的影響力，在民國初已達到別的學人難以企及的程度。他的弟子有許多執掌北大教席，對現代語言文字學的普及，推力很大。到了1930年代，章氏以講學為生，門徒甚眾，學生每每以沾到老師之光為耀，遂變成了一種學術偶像。平心而言，章太炎的學問闊大而幽深，后來得其真諦者不多。魯迅向來不喜歡以弟子自居自夸自譽，對學界蛀蟲常常嗤之以鼻。他的贊賞章氏，有另樣的眼光，就與周作人、錢玄同大大不同了。魯迅以為，師徒之間不必以舊禮相處。師若荒謬，不妨叛之。所以看魯夫子的言和行，倒仿佛真的得到了老師的某些遺風，比如傲世獨立，依自不依他，等等。章門弟子中與老師最近者，反而愈遠，精神相通的寥寥。魯迅與章太炎后來的接觸幾乎中斷，但細細打量他們的“孤”與“傲”、“獨”與“狂”，卻蘊含著現代史的詩意。思想者與自己周圍的世界，并非相容的。

讀民國文人的著作，你有時不禁發出笑聲。在凄苦的生活里，文人學者每每以醉態笑看江湖，其狀與魏晉風度何其相近，即使像周作人這樣以平和態度寫作的人，文風亦見刀影，隱含著戾氣。周氏經常稱引古人的一句話：“為人先須謹厚，文章且須放蕩。”如果只看周氏溫和的文章外表，不解其內在的隱含，那會誤讀這位人物的。他晚年萬念俱灰，在背著“漢奸”的罪名的日子，苦譯了路吉阿諾斯(現通譯為琉善)的對話錄，用意非同尋常。路吉阿諾斯是真正意義上的狂士。他罵名人，詆貴族，嘲笑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懷疑主義與雄辯氣洋溢其間，后來德國的尼采，是沿著這條古希臘文明的道路前行的。周作人一生以雅士的面目誘世，內心卻有“流氓氣”，與古今中外的狂士為伍。王充、李贄、俞理初的高傲氣，一直是他崇尚的，并說這三人是中國歷史長夜的三盞明燈。即便是晚年潦倒，陷入苦海，內心依偎的，仍是路吉阿諾斯那種獨往獨來的辯士。此類遺風久被學林，而唯“五四”學人尤烈，遙望歷史，今人是要深感慚愧的。

古人每言及“竹林七賢”，神往之色濃濃，原因是自己的身邊鮮有此類人物。魯迅那一代人可就不同了，他周圍有趣的人物是那么多，留下的故事一時難以說盡。在綱紀毀壞、舊屋欲傾的時代，文人的表演每每與古人相反，所謂除舊布新、亂世出英雄，不是沒有道理的。不過狂人之中有真偽之分，高下之別。魯迅就不喜歡錢玄同，章太炎抨擊過吳稚暉，陳獨秀與黃侃有隙等等。凡此種種，讓人窺見了通脫之人又多不通脫的一面。中國的士風到了現代，是一次巨變。各路豪杰也涌現于此時。但后來天下歸一，此類人物逐漸消失，很有“廣陵散絕矣”之嘆。現在的青年也偶有模仿狂士者，但不知為何，總是不像，有點流氓態了。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道。進化與退化，有時和時光的流逝是無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