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安石人們無不知道他不僅是北宋名相，而且是“熙寧變法”的改革家，但是人們對他曾掀起的“掃黃風暴”知之甚少。王安石曾在當政期間曾掀起一場又一場的“掃黃風暴”，尤其在煙花繁盛的浙東地區(qū)更是如暴風驟雨。然而，他的“掃黃風暴”不是中途夭折，就是無果而終。那么，執(zhí)掌朝廷改革變法大權(quán)的王安石為什么不能將“掃黃風暴”進行到底呢？

兩宋時期，朝廷對色情業(yè)的打擊一直延綿不絕，加上朱熹為首的理學家道學家掀起的全民“禁娼”運動，應該說，從統(tǒng)治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到民間的道德律令，娼妓大都無生存之空隙。但青樓妓院仍然頑強的存在下去，以致代代不衰。究其原因，是因為它們始終擁有著屬于自己的“鐵桿粉絲”。上至天子王侯，下至市井小民；雅至文人騷客，俗如官卿商賈無不混跡于花街柳巷，享受一夜春風的艷福。

據(jù)《東京夢華錄》記載，走在宋朝的城市中，妓女是隨處可見的，東京的大酒店，“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shù)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臨安的酒樓，也有妓女攬客，她們生得“娉婷秀媚，桃臉櫻唇，玉指纖纖，秋波滴溜，歌喉婉轉(zhuǎn)，道得字真韻正，令人側(cè)耳聽之不厭”；茶坊也有妓女，“莫不靚妝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弦，搖蕩心目”；元宵佳節(jié)，諸酒店的妓女更是“群坐喧嘩，勾引風流子弟買笑追歡”。

其實，在北宋時期這些妓女大都是“賣藝不賣身”，只陪酒不陪睡的，跟今人理解的“娼妓”并不一樣。宋代京師“妓中最勝者”，都“能文詞，善談吐，亦平衡人物，應對有度”，是知性型的美女；次一點的妓女，也是“絲竹管弦，艷歌妙舞，咸精其能”，應該是才藝型的女性。品質(zhì)最差的妓女才出賣色相，這些妓女一般在“庵酒店”。“庵酒店”有個醒目的標志：門口掛紅梔子燈，不論晴雨，都用竹笠蓋著。暗示里面“有娼妓在內(nèi)，可以就歡，而于酒閣內(nèi)暗藏臥床也”。這些“庵酒店”大概就是北宋的“紅燈區(qū)”了。

在這些追求妓女的風流子弟中，有赴京趕考的風流學子，也有未授官的新科進士，更有“膏粱子弟”、“五陵年少”，就是沒有在職的官員。這是因為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員是不允許召妓買醉的。但是，兩宋青樓只對所有的市民開放，絕不允許在職官員涉足，官員自己也明白“身為見任，難以至妓館”，他們?nèi)裘呋ㄋ蘖唤?jīng)揭發(fā)、彈劾，便可能受刑責或者丟了官職。

宋神宗熙寧年間，王安石主持朝政，對官員性消費實行嚴格限制，只要是官員就不能進入青樓妓院。時任當朝宰相的王安石，為規(guī)范官員的行為，親自主抓官員嫖娼的事件，掀起了一場又一場“掃黃風暴”。特別是兩浙路張靚、王庭圭、潘良器等三名官員，僅僅因為“赴妓樂筵席”，便遭黜責。最有名的就是杭州太守祖無擇的“召妓門”事件。

當時祖無擇出任杭州太守，也就是杭州市長，與當時紅遍浙東的青樓名妓薛希濤在床上詩文唱和。據(jù)清代文人趙慶楨輯錄的《青樓小名錄》所記，王安石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將薛希濤逮捕入獄，嚴訊逼供，讓他交代與祖無擇上床的經(jīng)過。好在薛希濤雖然身為妓女，卻有節(jié)操，就是不肯指證祖無擇， “希濤榜笞至死，(仍)不肯承伏”。御史對祖無擇的指控都查無實據(jù)，無法定罪。由于薛希濤的如此仗義，讓祖無擇免遭“召妓門”帶來的嚴重后果。

其實，當時王安石掀起的“掃黃風暴”只不過是打擊異己的手段而已。為了推行新法，打擊異己，王安石曾不止一次用“掃黃”的辦法來收拾政敵。祖無擇就是他打擊的最有名的政敵之一。祖無擇是一位鯁直之士，有點眾所周知的臭毛病，口無遮攔，曾不止一次得罪過王安石。早在仁宗年間，祖無擇與王安石同為知制誥，共替皇帝起草詔書。依北宋朝制，知制誥草詔是有稿費的，當時叫“潤筆”，王安石堅決不收潤筆，將錢掛在翰林院的梁上，以示清高；但這筆錢卻被祖無擇毫不客氣地取下來花掉了，“安石聞而惡之”。

熙寧初年，王安石當政，推行新法，自知民怨沸騰，便做了一首《詠雪》詩，來自我辯解：“勢大直疑埋地盡，功成才見放春回。村農(nóng)不識仁民意，只望青天萬里開。”祖無擇聽后大笑，出言相譏：“待到開時，民成溝中瘠矣！”因此王安石對祖無擇懷恨在心，“乃諷監(jiān)司求無擇罪”，就是暗中吩咐當監(jiān)察御史的親信搜尋祖無擇的違反朝廷規(guī)制之處，務(wù)必盡快拿到祖無擇的罪證。

就這樣一些惟王安石馬首是瞻的御史，便想方設(shè)法搜集祖無擇的罪證，終于給他們找到一條：“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這意思就是說，祖無擇在杭州當太守時，曾鬧出“招妓門”的丑聞，那個官妓就是杭州名妓薛希濤。王安石當然不放過這個收拾祖無擇的絕好機會，馬上安排手下將祖無擇關(guān)押起來進行審問。同時把薛希濤也被抓來，嚴刑拷打，要她指證祖無擇嫖娼行為。由于王安石在掃黃時嚴刑拷打妓女，當時也曾在朝野上下飽受詬病。

王安石對付祖無擇，當然有不可告人的“打擊異己”用意，但這也不能說祖無擇受了冤屈，因為他在杭州做官時，確實與妓女薛希濤有“不正當關(guān)系”，而按宋朝法律，官員如果與妓女有私，也確實是要受責罰的。只不過祖無擇很幸運，薛希濤對他一往情深，寧死也不出賣他。這也是祖無擇逃過一劫。

但也有不少官員便沒有此幸運了，有的因此還受到處分，遭到降職。熙寧年間，“兩浙路張靚、王庭圭、潘良器等，因閱兵赴妓樂筵席侵夜，皆黜責”。“王洙權(quán)同判太常寺，坐赴賽神與女妓雜坐，黜知濠州。”據(jù)《宋史·王洙傳》記載，當時的朝廷筆桿子、權(quán)同判太常寺的王洙，僅因在趕進奏院賽神會時，與歌妓混坐在一起，一時深陷“召妓門”，觸犯了當時的“干部行為守則”，便遭當時“監(jiān)察局”的監(jiān)察御史的彈劾，被貶為濠州知州。但這也不能制止越演越烈的朝廷官員招妓嫖娼行為。因為王安石利用掃黃掃除的大都是那些不聽招呼反而頗有微詞的官員。他的“掃黃風暴”只不過是打擊異己的幌子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