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初的社會制度上看，穿越到明朝做老百姓，很多方面是很苦逼的。但事實上，無論明初還是明末，做明朝的老百姓，也有幸福的一面——福利好。在中國歷代封建社會中，明朝是一個社會福利比較高的時代。

這個功勞，首先當感謝朱元璋，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格外重視民間疾苦，從小吃夠了苦的他，也出臺了各種政策，讓老百姓不再吃苦，他的三大福利政策分別是“養濟院”、“漏澤園”、“惠民藥局”，所謂“養濟院”，就是負責收留城市中的寡孤的福利院，漏澤園，就是國家公墓，免費埋葬過世死者，惠民藥局，就是國家免費醫院，可以免費看病和免費領取藥品。

朱元璋甚至還規定，如果城市里發現了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或者是發現了生活不能自理且不無人照料的殘疾人，那么地方官就要被追責，輕則撤職查辦，重則下獄問罪。甚至朱元璋還曾經試驗過“保障房”政策，命令在南京試點，于郊外修筑公房，并安排無家可歸者居住，盡管這項政策，限于封建時代的經濟條件，未能全國推廣，但可算是世界最早的國家免費福利公房。

除了這些福利機構外，明朝的福利待遇也好的很，以“養濟院”為例，凡是被收留的，每月都會給予大米三斗，庫布一匹。以至于許多生活并不貧困的騙子，也假裝窮人被收留進來，且賴在里面不走。而如果遇到水旱災害等情況，對于因此而無家可歸者，明朝更免費給予稻種更牛，并賜十五畝田地。到了明英宗朱祁鎮在位時期，明朝更出臺了世界上最早的國家養老制度——優老之禮，即年滿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國家就要賜予爵位，每月給予生活補貼。毫不夸張的說，大明王朝，堪稱當時世界上全民福利的國家。

這種全民福利，也造就了明朝三個世紀的凝聚力。即使在許多皇帝昏庸，政治腐敗的時代里，明朝的老百姓對待國家，依然體現出了不離不棄的深厚感情，比如土木堡之后的北京保衛戰，不但明軍三軍用命浴血拼殺，甚至戰前，京城的百姓還自發捐錢捐物，支援朝廷，而在戰斗打響后，北京周邊百姓還有人跳上城頭，自發參加戰斗，用石塊做武器投擲瓦剌騎兵。

明朝中后期雖然軍備廢弛，但史不絕書的，卻是明朝北方邊境上，經常邊鎮百姓與駐軍合力，死守孤城并擊退強敵的佳話。尤其是在嘉靖年間的右玉保衛戰中，當時韃靼大軍圍困，小小右玉，只有幾千士兵百姓，然而右玉百姓卻答，我們世代受國恩，如果今日開城，就要留下萬世的罵名。

結果八個月的右玉保衛戰，令橫掃草原的韃靼阿勒坦可汗碰的頭破血流。

鼎盛時期的大明，盡管存在著諸如腐敗等問題，卻是一個具有繁榮經濟和高度凝聚力的強大國家。明朝晚期之所以落得滅亡的下場，武備不振只是表象，真正原因，卻是腐敗的明朝，已經失去了民心，最終慘遭拋棄。

而如果穿越到明朝做老百姓，混農村還是混城市，效果也都是不一樣的。

明朝早期施行“重農”政策，具體到農民身上，一是賦稅比較輕，除了江南地區重稅外，其他地區稅都不高。農民家里的土地，多少畝種麥子多少畝種果樹多少畝種桑麻，都要聽國家指揮，私自亂種更要治罪。這種明朝特色的“計劃經濟”，在明朝早期發揮了巨大效用，國家經濟迅速恢復，糧食儲備直線增加，按照《明史》的說法，在朱元璋在位的晚期，國家各倉庫里的糧食，就多得吃不完，有些甚至因為常年存放，早已經腐爛變質了。

而在明初做農民，雖然被管的多，但只要勤勞工作并發家致富，卻也有機會當官。明朝管靠財產較為豐厚的農民叫做“富民”，啟用富民為官，也是明朝從朱元璋開國之后，一度奉行不輟的傳統，這樣做的好處，一是可以拉近政府與百姓的距離，體現朝廷親民重農之意，二也有助于調和官府與百姓之間的矛盾，尤其是由富民們去執行國家的政策，與百姓之間的沖突會少得多。

更易取得百姓的信任。明朝早期，農民出身并官至高層的例子不少，比如湖廣富民嚴震直，一路提拔成了戶部尚書，掌管整個大明王朝的財政。蘇州富民沈階，也曾官至戶部員外郎，另外在明朝早期，各府縣的基層官員甚至小吏，也都有“富民”充任，種地種的好，在明朝早期，當官甚至當大官都不是夢。

“富民為官”現象后來之所以消失，原因有很多，一是本身被選為富民的，多是憨厚老實的農民或者當地德高望重的鄉紳，雖然也不乏嚴震直這樣的能臣，但絕大多數人行政能力卻是有限的，干工作更干的很辛苦，隨著明朝教育的發展，科舉制度逐漸成為官場選拔的正途。富民出身的官員，也就日益絕跡。

明朝農民生活的變遷，最大的特點，就是從明朝開國到滅亡，農村土地兼并和貧富分化的日益加劇。這個變化并不止明朝有，相反卻是每個封建社會的老劇本，但放在明朝身上，也有自己的特點，首先是貧富分化問題，這其實是經濟發展規律，任何一個行業，都會有優勝劣汰，但明朝的問題是，國家以農業稅為主要稅收方式，而土地兼并的發展，卻讓農業稅日益萎縮，因此農民負擔日重。

這其中尤其以經濟最發達的江南地區最為明顯，江南地區是明朝農業稅稅率最重的地區，但是明朝又有規定，士紳大戶有免稅特權，所以一些自耕農們，就把土地寄托在大戶名下，以此逃稅，這樣的情況，大戶得利，小民也減稅，然而國家的稅收卻因此受損。明朝中后期稅收日少的局面，正是因此而造成。明朝的一大問題，就是稅收比例嚴重失調，主要承擔賦稅，依然以自耕農為主，可明朝中后期，商品經濟博興，工商業其實成了國民經濟中的大頭，然而放在稅收里，工商業的比重卻依然低，結果就是該繳稅的，卻交的少，沒錢繳稅的，就交的多，交不起的就起來造反，最后把明朝給反沒了。

而如果穿越到明朝的城市，特別是中后期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城市里，那么你的生活，就很可能是豐富多彩的。

明朝的市民文化有多繁榮，看看《明史》上的形容就知道了。由于明朝中后期商品經濟發達，人口流動加劇，明朝的城市也高度繁榮，人口數量激增，行業魚目混雜，三教九流云集，在這樣的城市里，一個人奮斗的途徑，也變得日益多樣，比如說如果你是一個文士，考科舉考不上，放到其他朝代，要么做個教書先生，要么回家種地，很可能清貧一生，放在明朝卻又許多新的出路，比如可以給官員做師爺，給商人做參謀，甚至還可以去戲班子寫戲。

走在明朝的街道上，你可以看到各色人等，志得意滿的達官顯貴，衣著華貴的商人，街邊青樓窗口，花枝招展的妓女，甚至連婦女都有許多新職業，比如出入于官宦小姐家的女幫閑等。許多當時造訪中國的歐洲傳教士認定，明朝城市的繁榮程度，遠在同時代歐洲城市之上。每一個明朝城市在外人眼里，都是一個充滿誘惑力的花花世界。

在這個世界里做老百姓，奮斗的內容，也是可選擇的。比如如果你要打工，到了一個城市后，首先要找當地的“會館”，也就是由你的老鄉開的招待所，在會館登記注冊后，就可以白吃白住，然后會館負責給你找工作，找好工作后就可以合法在當地自食其力，但是，如果你工作不滿一個月就自己辭職，后果就是嚴重的：名聲算臭了，在當地無法再混了。而且明朝一個城市的工作，在當時也是五花八門，除了可以做工人，做傭人外，甚至就算是青皮混混，在城市里也有行業——青手。這個職業有兩個業務，一個是打人，比如收人錢財后替人修理人，二就是替人挨打，比如某人犯了事，要被衙門打板子，不想被打，就可以花錢雇青手替自己挨打，通常挨一次打收費十兩，干這個行業，就算沒膽量打人，只要能咬牙挨打，也絕對有機會發財。

而明朝中后期這種社會變法，最為苦逼的群體里，也包括知識階層，我們今天稱呼秀才，都叫窮秀才，其實這個稱呼，就是從明朝中后期開始，明朝初期的秀才并不窮。按照國家規定，秀才都有國家的財政補貼，這個到了明末也照樣有，但數目三百年來基本沒變，物價卻也翻了不知多少倍，這些錢放在明初，足夠給秀才養家糊口，放到明末，卻連喝西北風都不夠。

這種情況下，明末的秀才也只好自謀生路，個別沒骨氣的，就要窮人接濟，成語“打秋風”就是這么來的。而有骨氣的秀才，好多也都轉行，最多的都是轉行做生意，明朝中后期，出身讀書人的商賈越來越多，好多還成為了一時的富賈，形成對比的是，許多商人有了錢之后，第一件事是花錢買一個生員名額，以圖有個身份。

而在那個時代里，生活壓力最小，既有錢又有閑的階層，當屬士大夫階層。明朝中后期士大夫階層的特點，一是極端富裕化，二是極端享樂化，明朝貧富差距的拉大，反映在知識階層，就是有科舉身份和官員身份的士大夫們，生活大多高度富裕，特別隨著明朝腐敗的加劇，他們就變得更加的富裕，富裕了以后的他們，生活態度也和前人不同，按照沈德孚《萬歷野獲編》里的說法，明末的士大夫們，人生的追求就是享受再享受，奢靡再奢靡，比如吃上，那是不惜千金，珍奇野味無所不用其極。又比如穿，極盡奢靡，再比如業余愛好，有喜歡流連青樓的，也有喜歡混跡戲班的，而且這兩樣在明朝開國時期絕對不允許的丟人事，放在明末卻是風雅事，明朝士大夫們，常有人專門喜歡為戲班子寫戲，更有人喜歡親自登臺演戲。

混跡妓院更是如此，放在明初，官員進妓院，鐵定是要丟官的。而在明末，官員進妓院，不但是一件風雅事，甚至還是炒作自己的手段，如果能博得某個知名妓女的青睞，甚至抱得美人歸，那在官場上的知名度，鐵定刷刷的漲。

典型例子，就是娶了柳如是的錢謙益，雖然在當時被罵的要死，結婚的時候花船上一路被人扔臭雞蛋，但名聲算是出來了，后來他一躍成為東林黨干將，和這個不無關系。

明朝這些社會觀念的改變，不但是一個朝代理念的改變，甚至也是一種社會制度演進過程的改變，從總的趨勢看，明朝的這種演變，主要就是從單純的封建禮教，演變為對個性自由解放的強烈追求，這個過程里所出現的一切現象，如果我們對比同時期的西方國家，我們會發現兩者充滿著各種相似之處。

然而不同在于，明朝在這個演進過程中，其改變只在于生活層面與經濟層面，國家基礎的社會制度，卻并沒有因為經濟結構的變化而進行調整，結果就是日益發展變化的明王朝，與舊有的官僚體制越來越不相容，具體到國家大事上，就是明朝文官集團與皇權對立嚴重，而明朝民間聲音，與官方聲音也對立嚴重，在經歷了張居正十年改革的努力后，萬歷皇帝的清算，卻讓這種不相容徹底的失控，所謂萬歷三十年不上朝，以及東林黨與閹黨的相互傾軋，歸根結底都是這種不相容的表象，實際的原因卻是，在不相容中反復掙扎的明朝，最終沒有贏得一個新的出路，整個國家，隨著經濟上貧富差距的擴大，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稅收的不公正，舊體制的日益滯后，最終如一個公司破產一樣，走上了滅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