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文學家劉歆批注《尚書》時，在說到西周時期周公旦攝政輔佐幼主一事時，對周公旦同時使用了“公”與“王”兩個稱呼。若不深究，似乎也沒什么問題。但一千多年后，癡迷訓詁的清代學者宋翔鳳卻發現了一個不小的問題——劉歆在造假。因為在商周時期，“公”與“王”有嚴格區分，當年周公旦輔政是因為周武王剛駕崩，武王之子周成王年幼，政局不穩，朝廷動蕩，當成王長大后，周公旦便將大權還給了周成王。所以，忠心耿耿的周公旦只能被稱為“公”，而決不能稱為“王”，否則就有篡政之嫌。

其實，這并非是劉歆的筆誤，而是有意為之。因為劉歆當時正是王莽麾下的紅人，而企圖篡漢的王莽曾自比周公，做了西漢王朝的“安漢公”，于是劉歆故意混淆“公”與“王”兩個字，為自己的主子王莽篡位制造輿論準備。這一字之差的背后，卻包藏王莽篡漢的禍心，而劉歆卻成了王莽政治陰謀的追隨者。王莽滅掉西漢當上皇帝后，劉歆深陷政治漩渦不能自拔，這也是這位國學大師受到后人詬病的重要原因。

改動經書署上自己名字

東漢后期，朝廷腐敗，宦官專權。由于官吏選拔制度出現了紕漏，部分讀書人作假蒙混過關的現象時有發生。為了得到掌權者的賞識，他們鋌而走險，賄賂朝廷大臣，將一些經書上的文字稍加改動便署上自己的名字，這樣一來，他們自然就成了權威。以至于后來“諸生競利，作者鼎沸”。一些正直的知識分子義憤填膺，向皇帝建議打假。文學家蔡邕等人還為此提出了兩條打假建議：首先廢止一些容易作假的官吏選拔方式;其次從源頭上入手，刊定各種典籍，以減少作假的可能性。漢靈帝采納了第二條，很快就召集一些有名的大儒手規范各類經書典籍，并刻于石碑之上，公布于天下。

魏晉時期，雖然政局不穩，但思想文化方面卻發展很快。當時的許多文人都對老莊學說推崇備至，爭先恐后地批注《老子》、《莊子》等道家典籍。其中，“竹林七賢”之一的向秀批注的《莊子》獨具一格，《世說新語》曾評價其“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只可惜他還沒有批注完就因病去世了。后來，西晉玄學家郭象也批注《莊子》，引用了不少向秀的觀點，但卻沒有加以說明。應當說，郭象注的《莊子》是向秀注的“述而廣之”，“見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為己注”。因此，郭象雖然是研究老莊的知名玄學家，但他引用向秀觀點卻不注明出處的做法，還是受到后人批評。

乾隆詩作多為他人代筆

清代的乾隆皇帝是個喜歡附庸風雅的人，一生癡迷于寫詩，總共留存四萬多首，然而質量上乘的卻寥寥無幾。其實，乾隆的許多詩作都是他人代筆的，一些質量不錯的詩作也多是經過御用文臣潤色過的。其中大學士沈德潛的功勞最為突出，因此沈德潛生前備受乾隆寵愛。沈德潛死后，其門人整理他的作品時，把他為乾隆代寫的詩也收錄了進去，令乾隆惱羞成怒，急火攻心，便下令把沈德潛的尸體挖出來鞭打，還查抄了沈德潛的家，可見學術造假這種事是不足為外人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