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名作《跨越阿爾卑斯山圣伯納隘道的拿破侖》

“讓驢子和學者走在隊伍中間”

技術型知識分子，類似科塞在《理念人》中分析的科學知識分子。這里主要指的是從事科學工作或專業技術工作的人，包括數學家、天文學家、考古學家，甚至是法學家。

有研究者稱拿破侖時代為歷史上科學成就最為豐饒的時代之一，拿破侖本人也是現代第一位接受科學教育的統治者。他深諳科學之于戰爭的用處。在布里安軍校讀書期間，拿破侖系統地學習了數學、物理、化學、地質和地理等學科。其中他最感興趣的是數學，是個不折不扣的幾何學發燒友。行軍作戰時，他也會興致勃勃地跟學者討論科學問題。“尊敬的院士們，”拿破侖說，“讓我給你們出一道題，不用直尺，僅用圓規，你們能四等分一個圓嗎？”這就是幾何學中的拿破侖定理。

作為科學家，拿破侖更懂得科學的價值。他鼓勵新發明，推廣新技術。據說罐頭的發明就與拿破侖有關。當英國的報紙還在討論種牛痘會不會對人有害時，拿破侖就號召法國人接種。英國科學家戴維用電解法制取了金屬鉀和鈉，1808年，拿破侖在英法兩國交戰正酣的情況下，還給戴維頒發了獎章，以表彰他在電化學上的貢獻。

拿破侖會定時邀請科學家見面，聽他們報告研究的成果及進展。眾所周知，拿破侖遠征埃及時，帶了成百箱的書籍和研究設備及一個由175名專家組成的隨軍科學藝術工作團，包括21名數學家、3名天文學家、17名民用工程師、13名博物學家和礦業工程師、13名地理學家、3名火藥師等。拿破侖對他們的照顧無微不至。行軍中，拿破侖曾下達過一條著名的指令：“讓驢子和學者走在隊伍中間。”以確保科學家走在安全的地帶。這批科學家們帶回了大量珍貴的資料。如考古學家若瑪所寫的世界上第一本關于埃及考古的名著《埃及記述》，就是根據這次埃及之行所搜集的資料完成的。此外，拿破侖帶回的刻有三種不同古老埃及文字的羅賽塔石碑，在20年后，被法國語言學家商博良成功破譯，從而提供了一把打開埃及文化之謎的鑰匙。

在擔任第一執政期間，拿破侖還讓著名法學家康巴塞雷斯出任第二執政。康巴塞雷斯以淵博的知識和深刻的思想對拿破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拿破侖至死都把他看作一位可信賴的朋友。在法律方面，拿破侖主持修訂和頒布的《拿破侖法典》在世界法律史上的意義無需贅言。此外，拿破侖還將大量著名的經濟學家、科學家、法學家等充實到參政院中，使得這個擁有最高行政裁決權的機構能夠出現更多專業的聲音。

拿破侖對科學家們的尊敬也換來了科學家們的愛戴。著名數學家蒙熱與拿破侖是摯友。當拿破侖被放逐至厄爾巴島時，他十分難過。百日王朝時期，他公開表示歡迎皇帝的歸來。因此波旁王朝復辟后便將他逐出了科學院。以至于1818年蒙熱去世時，他在巴黎理工學院的學生們想去參加葬禮，都被當局禁止。學生們只好在下葬的第二天，組隊前往墓園，哀悼老師。

巴黎綜合理工學校現在是全法國最著名的精英學校之一，該校與拿破侖之間也有一段廣為流傳的佳話。1794年，因嚴峻的國內外局勢造成的應用技術人員短缺，法國國民公會提議建立該校。1799年“霧月政變”后，拿破侖成為第一執政官。同年12月16日通過法案，肯定該校的目的是“傳播數學、物理、化學等科學和制圖技術，特別是為炮兵、工兵、路橋、造船、軍用和民用工程、開礦和地理等技術性的公立專科學校輸送學生”。從此，巴黎理工學校作為基礎型大學校的功能被確立下來。

1804年12月，巴黎理工學校的學生奉命參加三軍檢閱隊。拿破侖走到這個隊列前，親手將一面錦旗授予排在隊列首位的1804年該校的第一名畢業生手中，旗上繡著“為了祖國的科學和榮譽”的大字。隨后拿破侖命令該校隊列緊跟在禁衛軍之后而位于三軍之前通過檢閱臺。這一突如其來的莫大榮耀極大地鼓舞了該校的師生，“祖國”“科學”“榮譽”從此成為巴黎綜合理工學校的校訓。

1814年1月，反法聯軍兵臨巴黎城下，巴黎綜合理工全體師生向拿破侖請戰。拿破侖拒絕了師生們的請戰，說：“我不愿為取金蛋殺掉我的老母雞！”后來這句話被鐫刻在巴黎綜合理工學校榮譽大廳的天花板上。拿破侖不希望這些精英們去上戰場，去當炮灰。法蘭西需要他們的頭腦甚于他們的生命。后來從該校走出了數百位的科學院院士、工程師、將軍和政治家。

拿破侖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家，給予技術型知識分子們以最大的重視和關懷。他恢復了路易十四對文化有貢獻人士重賞的措施。這些獎賞也多授予了科學家們。在拿破侖帝國時期，法國的科學和技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最麻煩的知識分子：作家和文人

在眾多知識分子中，拿破侖最不喜歡的大概是作家和文人。

但拿破侖和一些著名的文人也有過“蜜月期”。比如，夏多布里昂的《基督教的真諦》因倡導基督教的回歸，迎合了第一執政恢復人們的心靈秩序的需要。1802年，夏多布里昂首次與第一執政相見，不久拿破侖不顧夏多布里昂毫無外交經驗，堅持委任他為駐羅馬大使館一等秘書。應該說直到1804年，夏多布里昂都真誠地追隨拿破侖，希望建立一個在政教協議基礎上的有大革命原則的國家。這也是許多文人和作家普遍的愿望。

夏多布里昂與拿破侖的決裂是在當甘公爵被處決之后。對拿破侖來說，他要掃清帝制路上的一切障礙，就必須處死這位公爵。而對主張君主立憲，對波旁王朝有著難以割舍的溫情的夏多布里昂來說，“這條消息改變了我的生命，就像它改變了拿破侖的生命一樣。”夏多布里昂遞交了辭職信，放棄了做御用文人的機會，后來公開轉向支持波旁王朝復辟，成了拿破侖有力的反對者。

夏多布里昂曾說拿破侖是“一個善于發現人才的人;但是他希望他們的人才僅僅為他服務，而且以盡量少提及這種才能為條件。他嫉妒任何聲譽，并且視之為對他的聲譽的篡奪：世界上應該只有拿破侖存在”。夏多布里昂說這句話時多少有些懷才不遇的意味。

拿破侖可能賞識這些知識分子的才華，也忌憚他們在各自陣營中的影響力。讓他糾結的是，這些人才不好掌控，不便為我所用。較之于專注的科學家們，較之于生性自由，不那么熱衷于政治的藝術家，19世紀初的文人和作家們更熱衷于政治的實踐。一方面他們從盧梭那里繼承了感情和幻想以此來對抗僵硬的理性教條，但是卻反對1793年的革命。另一方面18世紀的自由原則對于他們來說又有著激動人心的力量。大革命通過暴力打開了權力的通道，這一切為這些知識分子的政治實踐提供了種種可能。而一觸及政治層面，知識分子倡導的那些原則，在皇帝那里卻遠遠比不上經驗和變通。當然，正如拿破侖自己所說，在刀劍與精神的較量中，刀劍總是會被精神戰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