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興六年(228)春，這場由諸葛亮籌劃已久的北伐終于開始，然而由于諸葛亮親點的先鋒馬謖嚴重缺乏實戰經驗，所統帥的數路大軍被“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的曹魏五大名將之一的張合，輕易于街亭一帶先后擊敗，導致蜀漢政權的首次北伐不但整個無功而返，而且還遭受了一定的損失。

作為被諸葛亮親自提拔為先鋒大將的馬謖，當時并沒有像廣為流傳的那樣去諸葛亮那里請罪，而是在軍敗之后選擇了畏罪潛逃一途，后被緝捕歸案，在諸葛亮判其死刑后，還沒來得及執行，就于獄中病故。馬謖潛逃案還牽連了與馬謖關系很好的荊楚集團的另一骨干向朗(向寵的叔父)，他因知情不報而被革職，此后優游無事達二十年之久(關于此事見拙作《諸葛亮沒有殺馬謖》一文)。可以這樣說，首次北伐失利使荊楚集團和諸葛亮都開始面臨劉備死后的最嚴重的打擊和考驗，而這次危機的源頭，完全是源自于諸葛亮的剛愎自用。

在此次選拔北伐先鋒人選的問題上，諸葛亮充分表現出了他性格當中剛愎自用的一面。劉備臨終前，或許是由于知道馬氏兄弟與諸葛亮的親密關系，因此曾特別提醒過諸葛亮：

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三國志·蜀書·馬謖傳》

然而在劉備去世以后，“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可見諸葛亮并沒有把劉備的告誡當回事，說嚴重點，此舉甚至可以說是“背主”行為。而諸葛亮的一意孤行，將魏延、吳壹等宿將棄之不用“違眾拔謖”的舉動，可以想見，也是會讓這些人很不高興的。

如果北伐取得一定戰果，這些問題自然是煙消云散不成其為問題的，然而此次北伐不但無功而返，還遭受了較大的損失，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問題便顯得格外嚴重起來。

首先，諸葛亮要遭受來自魏延、吳壹等這一干軍隊中實權派們的質問，為什么先帝明確說“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你還要違背先帝意旨，不用我們而“違眾拔謖”？

其次當然是來自朝中的政治對手李嚴等人的詰難。以李嚴等人為首的東州、益州集團，一直遭受以諸葛亮為首的荊楚集團的排擠打壓，在這次北伐的整個過程中，身為“統內外軍事”的托孤大臣李嚴甚至未能有一點點發表意見和起作用的機會，雖然他不至于會對這次完全由諸葛亮策劃和指揮的北伐進行掣肘和為難，但對于這樣一個難得的、有可能徹底打垮諸葛亮和荊楚集團的機會，李嚴等人顯然不會輕易放過，必定會乘機大做文章。

面對如此嚴重的政治危機，諸葛亮一方面上表自貶：“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

然而他也知道僅僅是“授任無方”、“明不知人”這樣的說法，是不可能擺脫李嚴甚至魏延、吳壹等人的責難的，因此另一方面諸葛亮還需要有一個人來承擔這次由他全權指揮的北伐戰役失敗的責任，以便給自己一個脫身的機會，而這個機會顯然就只能來自于馬謖。于是其后果終于、也只能是“戮謖以謝眾”，諸葛亮則自貶為右將軍，但是依然“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馬謖則做了他的替罪羊，成為這場政治和權力斗爭中的犧牲品。

在此次事件中馬謖被殺這個結果，我以為正是諸葛亮本人造成的。理由有四：

1.諸葛亮背劉備遺命而“違眾拔謖”，其罪在先。

2.這次北伐是由他全權指揮的，雖然馬謖在街亭有“違命之闕”，但而后的行動中卻還有“箕谷不戒之失”，這個總不能也怪罪于馬謖吧？因此追究起來還是他“授任無方”“不能訓章明法”，完全委過于馬謖有失公允。

3.馬謖雖然“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合所破”，然而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作為一個前線指揮官是有一定的自主能力的，即使戰敗也罪不至死。

4.最后一點，實際上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諸葛亮從來都不像人們所稱贊的那樣執法公允而嚴明，他的執法嚴明是要看對象是誰和是否有政治需要，也絕對沒有任何所謂的公允可言。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曰：

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法正在蜀郡作威作福，僅僅因為以前的睚眥之怨，就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而諸葛亮面對他人的舉報和要求他去請求劉備勸阻法正濫殺無辜的建議時，卻一口回絕，非但如此，他甚至進而還說既然法正能讓劉備“翻然翱翔，不可復制”，那現在為什么要去阻止他快意恩仇呢？言下之意就是法正有那么大的功勞，正是大王面前的紅人，他殺幾個人算什么，連在他已經殺了數人后，去阻止他都是完全沒必要的，因為那會讓他不痛快。

這哪里是一個執法嚴明之人說出來的話，分明是一個慣于予取予奪之人的口吻。在這件事情上，諸葛亮的反應和處理方式，與他一貫被人推崇的所謂的“賞罰之信，足感神明”的風格和品質，存在極大的偏差。但我以為這才是他真實的一面，因為在他而言，所謂的國法、軍法要不要執行，純粹是取決于被執行對象的重要性，以及是否有執法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在于對象事實上是不是有過失和犯罪行為。因此我才說在馬謖生死的這個問題上，諸葛亮要是有實現的可能，是完全有能力和權力讓他不死的，并且他也絕不會去顧慮什么執法嚴明的形象問題，只要看看他對待法正“擅殺毀傷己者數人”這個事件的態度和處理方式，就可以知道得很清楚了。

作為一名與諸葛亮過往甚密，又長期處于權力中心、熟知蜀漢軍政事宜和局勢的謀士，馬謖當然是知道他這一敗在政治、軍事上的后果的，也很清楚這樣的結果將會給諸葛亮乃至整個荊楚集團帶來的危害，同時他也深知諸葛亮的為人，相信這才是他畏罪潛逃的真正原因所在。因此在獄中他才會在給諸葛亮的信中這樣寫道：“原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謖雖死無恨于黃壤也。”他援引“殛鯀興禹”這個典故和使用“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這樣的語句，一面表明了他自承有罪，另一面無疑也表明了他希望在目前自度不得幸免的形勢下，能以他來承擔罪責的這一舉動，換取讓諸葛亮躲過對手攻擊，再繼續主導蜀漢政權的局面。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更進一步地理解諸葛亮為什么不顧蔣琬等人的一再勸阻，甚至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丞相參軍李邈進行處罰，并堅持要殺馬謖、還惟恐殺不成的態度。其實，以諸葛亮和馬良、馬謖兄弟同為荊楚集團骨干的關系，平素又稱兄道弟的親密程度，倘若他真的是出于執法需要而無奈斬殺馬謖，那應該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人心懷感激才對，但事實上他對勸阻他殺馬謖的人不但不感激，甚至可以說很厭惡，并不惜進行行政處罰：

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

——《三國志·蜀書·李邵傳》

這充分說明了他此刻非常需要馬謖去死，不然就不會對勸阻殺馬謖的人厭惡到如此地步。由此可見他一再堅持要將馬謖處死，而在判決馬謖死刑時卻又“為之流涕”，馬謖死后又“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的態度，絕不僅僅出自與馬氏兄弟的深厚感情，還有著更深層次的政治原因在內，也正是這些原因導致他非殺馬謖不可，而且還唯恐殺不成。

實際上，真正可以導致馬謖被處死的罪狀，乃是馬謖畏罪潛逃一事。但奇怪的是，在諸葛亮請罪自貶的表章中，對此事卻連一個字也沒提起，而這，也正是諸葛亮的厲害之處。

此刻的諸葛亮，需要讓馬謖來承擔北伐失敗的主要責任。如果馬謖是因為畏罪潛逃而被處死，那么在北伐失敗的問題上，諸葛亮所要承擔的責任就要更大一些。這一來對他自己所做的處罰就會顯得輕了很多，不足以化解由此帶來的這場政治危機，因此他才對此一字不提。而這樣做的結果乃是他成功地依靠馬謖之死，暫時擺脫了這次可以危及他本人乃至整個荊楚集團在蜀漢政權中主導地位的危機。

諸葛亮的揮淚斬馬謖，在我看來完全不像一直以來人們稱贊不已的那樣，是表明諸葛亮比孫武執法嚴明以及他具有高尚道德品質的例證。相反，如果聯系他縱容、變相支持法正濫殺無辜的事例來看，正好表現了他剛愎自用而又老于政治手腕，作為一名權臣在政壇上善于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