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有“邸報”和“進奏院狀報”兩種不同的載體，前者是朝廷辦的，后者則由地方州府駐京辦私下里采編的。也就是說，后者具有了樸素的信息取舍和窺評的特點。宋代對此進行整合，將各路（省）駐京辦（進奏院）統一隸屬于給事中，加強了內容審查與管理。

古代官方報紙地位變得微妙、開始面對壓力，始于南宋。因為北宋晚期出現了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競爭對手，它的名字叫“小報”。小報有點像“小道消息”，南宋時期一度也稱其為“新聞”，是中國最早的非官方報紙。南宋官報的壓力，不在于發行或盈虧，主要體現在輿論控制的失衡上。

本來“朝報”的原則，是有選擇地按時刊載皇帝的活動、詔旨及官吏任免、奏章等正常的朝廷政事。可小報卻無所顧忌，且傳播速度更快、內容更廣泛，個性化也較強，以往官報一手遮天、“有選擇”和“按時”的原則，等等，隨之化為泡影。

南宋紹熙四年，有給事中就感受到了這種因輿論秩序被破壞而產生的壓力，他向宋光宗報告說：為了“坐獲不貲之利”，小報用賄賂之法向進奏官獲取消息，“訪聞有一使臣及合門院子，專以探報此等事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聞，又或意見之撰造。”

“合門”，是合門司的簡稱，隸屬門下省，主管皇帝和大臣們的朝會、幸游、宴享、贊相、禮儀、召對、引見、辭謝等事宜；“合門院子”，指的是管理合門的雜役；“撰造”，即杜撰和造謠。

實際上，早在宋孝宗年間，朝廷為了加強輿論控制，減緩官報壓力，就曾嚴肅過內部紀律。如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對泄露新聞以牟利的進奏院官員——劉資和馮時，各杖100，以示懲戒。這大概是中國正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兩個有名有姓的“通訊員”。

宋代的民間小報并不合法，但政府似乎并未開展過具體的“嚴打”，僅僅在有限范圍內進行遏制。當然效果也不明顯，因為小報有其頑強的生命力。以南宋臨安為例，跟官報唱對臺戲的小報，看似只有一份，但從業者卻多如牛毛，抄錄的、零售的，包括送報的，這些人且不說，單說信息采集，隊伍之龐大，手段之高明，令人嘆為觀止。

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有官員上奏疏，具言小報采編人員的無孔不入：“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私衷小報，率有漏泄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

“內”是大內，即皇帝居住和處理政事的地方；“省”指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等中央一級政府機關；“衙”指省以下的一般政府機關。“內探”、“省探”、“衙探”等，指的正是那些公開或半公開的小報信息采集人員，也可以稱之為探聽和訪錄新聞的專職“記者”，他們的數量與能量均相當可觀。

在“記者”們四處活動的同時，還有一個專門從事類似于爆料者角色的特殊信息采集隊伍，當時人稱“喜蟲兒”。據《夢粱錄》記載，“喜蟲兒”都是百司衙兵，負責科舉考試揭榜或發榜，他們近水樓臺，有一定的獲取渠道，靠出售小報所需要的信息賺取一定外快。

為何小報需要這么多內外“員工”呢？想必正是著眼于“內容為王”的考慮。如果小報全盤照抄官報的內容，沒有自己的特色內容，還怎么吸引讀者，怎么讓讀者掏錢？

面對有司的信息封鎖，小報“記者”除了上述刺探手段外，還不遺余力地采寫社會上新鮮、奇異、有趣的傳聞，甚至杜撰捏造假新聞、假詔旨、假章奏，以某種假托方式來表達對朝廷百官變動的看法，類似于現在的時評。官方曾公開指責小報“撰造命令，妄傳事端”。

種種史料表明，南宋政府對小報的活躍是相當頭大的，饒是如此，亦無可奈何。因為小報對付衙門快刀的策略十分高明，他們沒有固定的編輯謄印場所，人員流動性強，打一槍換一炮。高峰時期，如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小報已經是“日書一紙”了，確確實實地成為“日報”，可你想找到他們的“總編輯”，簡直就是做夢。

前文里說過，小報在大內、各省院衙門都有線人和順暢的傳遞渠道，政府若是真要開展“嚴打”，臨安府衙還沒收到命令，恐怕小報早已知道，早已作鳥獸散，官府再去抓，只能撲空。

明代官報的壓力，比宋朝更大一些。一方面，讀者要求更高了，朝野對信息的需求更迫切，士大夫尤其看重官報；另一方面，出版管理更嚴了，官報的書面信息先集中到通政司篩選，給皇帝看，再由六科（給事中）預覽審核，然后送提塘報房抄錄發行各省。

為了跟民間報紙搶讀者，明朝官報開始雇請百姓送報。史料說，明末有個御史叫祁佳彪，在日記中寫道：“何甥來，云送邸報為業”。其中的何甥，應該是他的親戚。另外，官報刊載八卦類社會新聞，也始于明代，如一則史料說：“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余，見于邸報。”到了晚清之際，具有現代報紙特點的民辦《京報》發行量突破萬份大關，官報的影響力已基本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