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房租有多貴，精確的數目頗難稽考。和今日相似的是，大城市的租金貴過小縣城，富人的相對負擔較輕。宋朝的房屋租賃業遠比唐朝發達。根由主要有二：首先是因為科舉興盛，士子爭躍龍門;其次是由于人貨殷繁，商旅奔波不息。

每近考期，由于京城會集了成千上萬的考生，供需極不平衡，房租也跟著暴漲，尤以地近考場貢院的房子為甚。南北宋政情不同，但價格規律永是一雙看不見的上帝之手。周密曾說：“其(杭州)諸處貢院前賃待試房舍，雖一榻之屋賃金不下數十楮。”

蘇東坡的父親蘇洵，原是“少年喜奇跡，落拓鞍馬間”的浪子，27歲始發奮讀書，而將生業交付妻子程氏。程氏帶著孩子，僦居眉山縣城紗榖行，經營商業，不出數年，遂成富家。而蘇洵也得以篤志于學，卒成大儒。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蘇洵領著兩個兒子入京備考。眉山“土豪”蘇洵卻租不起京城的豪宅，只能退而求其次，寓居京郊的興國寺浴室院。

宋朝人口流動較頻，來京常住與暫住的異鄉人都得尋個棲身處。因此，成為都城的房東就等于手持一張長期飯票。蘇東坡的一個堂兄長住開封，因有數間屋宅出租，日子過得優哉游哉。宋仁宗的重臣夏竦①，見租賃業前景大好，就在京城廣置地產，大辦旅館，成為汴京最有名的“包租公”，“故相夏竦，邸店最廣”，日入極豐。

然而，夏竦還不是京城最大的業主，比起“店宅務”還差得遠。店宅務原名“樓店務”，是經營各地公有宅地的“房管局”，負責房屋的租賃、修繕、管理諸務。

公用宅地的出租房即為我們現在的“公租房”。

宋代公租房以其較低廉的租費，吸引了大批量平民入住。據官方統計，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開封府共征收134629貫的年租，開封樓店務所管的房屋計有26000余間，依此可算出，開封府官舍的月租約在450文上下。據程民生教授的《宋代物價研究》記載，宋代普通百姓日收入約是100文，上焉者或達300文，而北宋的單日最低生活費約為20文，算下來，一個5口之家只要有2個有收入之勞力，刨除必要的開支，每月還能節余3貫即3000錢，支付京城400到500文的公家租金當是綽綽有余的。看來，在非科考黃金時段，宋房租并未成為普通百姓不可承受之痛。

除此之外，宋朝君主屢降德音，降詔減免公房租金，其事屢見于史：北宋嘉祐年間，京師大疫，宋仁宗詔免樓店務租金;北宋治平年間，宋英宗降諭：“以后每逢災年，除開倉放糧外，公房房租一并減免”;南宋紹興九年(1139年)，宋高宗下諭：“以久雨，放臨安府內外公私僦舍錢三日”……宋廷適時推出的房租減免政策是切實有效的，它使得貧無恒產的小民不至于在凄風冷雨、洪水暴雪中流離失所。

對于宋代房租尚未貴得離譜的觀點，我們亦可征之于元末明初成書、以北宋末年為時代背景的《水滸傳》。古典小說雖不可當真史看，卻能反映古代社會的一些側影。《水滸傳》人物武大郎，別看他矮小懦弱，卻能光靠賣幾籠蒸餅，而在山東清河縣租上一棟獨門獨戶的兩層小樓，還能將潘金蓮養在家中，供得起她的脂粉錢。除《水滸傳》外，歐陽修筆下也記載了一戶賣餅人家的房租，他們每月只需交180文的房錢，“第四等一戶開餅店為活，日掠房錢六文”。

潘大臨混得還不如武大郎，確在情理之中。古時的文人只有一條出路——金榜題名，除此別無他途。但是，科舉之路偏偏是世上最窄的路，古人以“千軍萬馬行過獨木橋”喻之，實為妙喻。潘大臨終身不第，沒有一技之長，沒有到手功名，憑何自存于世呢？幸巧他認識了蘇東坡這片“及時雨”。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蘇移居汝州。他在赴汝前，將“東坡”之田和“雪堂”居所交給潘大臨兄弟照管。東坡田園雖不廣袤，卻足能讓潘氏兄弟免于饑寒，潘大臨再也不用忍聽那些令人晦氣的索租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