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兵馬俑二號坑和陜西咸陽塔爾坡秦人墓葬中發現了秦最早的騎兵俑和騎馬俑。二號俑坑內發現的一批騎馬俑群，計有陶鞍馬116匹，每匹馬前立有騎兵俑一件。馬背上雕有鞍韉，頭上戴著絡頭、銜、韁。騎兵俑一手牽馬韁，一手作提弓狀。俑和馬的造型準確形象逼真生動，把秦始皇時代騎兵形象生動展現在人們面前。塔爾坡清理戰國的秦人墓葬384座，其中出土了2件騎馬俑，這是我國古代目前發現最早的騎馬俑。有人還從這2件騎馬俑的姿態與裝備分析，認為它們應是戰國秦國材官騎士或騎士俑的形象。故筆者以此為最新考古資料，結合有關我國古代騎兵的文獻和考古學資料，并在一定范圍內參考前賢的研究成果，對秦騎兵作進一步的論述，錯誤之處，祈請方家給予指正。

恩格斯在《騎兵》一文中指出：“馬匹用于乘騎和軍隊編有騎馬的部隊，自然首先發生在那些自古以來就產馬，而且氣候和有青草適于馬匹生長的國家。”在探尋騎兵淵源時，我們不能不首先考慮到游牧民族。他們應是馬匹的飼養者，又是騎馬術的發明者，因為他們習慣于馬上生活與戰斗。

騎馬術的發明一般認為是生活在歐亞草原上的斯基泰人——薩爾馬提安人、匈奴人和其他圖蘭人。希羅多德的《歷史》記載公元前6世紀的斯基泰人、薩爾馬提安人已有騎兵。考古發掘說明亞述帝國在提格拉特帕拉三世（前745—前727）時也有騎兵。有人據此認為騎馬術源于西方，匈奴人是從西方學來的。但是杜牧注《孫子》說：“黃帝險于蚩尤，以中原車徒，制戎翟騎士。”董說由此引申說：“乃知單騎之兵出于戎狄。”所謂狄，據民族史研究表明，是阿爾泰語系tengri的音譯，意為天。他們是匈奴人的先輩。又據《管子·小匡篇》記載，周惠王十三年（前664 ），齊桓公“破屠何而騎寇始服”。寇指北狄，北狄是春秋時代泛指匈奴的總稱。這兩則史料至少說明匈奴先輩的騎兵，與斯基泰人、薩爾馬提安人騎兵同時產生，甚至比他們還早。同時考古資料也證實，在甘肅河西走廊、酒泉敦煌地區，自古就是氐、羌、大月氏、突厥、匈奴、鮮卑、回鶻等游牧民族居住生息之地。沿河西走廊的山峽山崖上有大量原始先民雕刻的巖畫，如永昌北山巖畫、甘南榆木山巖畫、嘉峪關黑山巖畫等。這些巖畫中有大量遠古先民的狩獵圖和作戰圖，有獨人持弓箭獵殺野獸的；也有數名獵手持弓箭圍殺野獸的；還有騎士挽弓獵殺的。據考古學家們的初步研究，認為這些巖畫刻于40 00至1萬年前，是遠古游牧部落先民的文化遺存。又如70年代的考古工作者在內蒙古東部的昭烏達盟寧城縣南山根夏家店文化上層第3號石槨墓中發現一件“騎兵獵兔銅扣環”，“環外鑄有兩個騎馬人像，其一馬前鑄一奔兔”，是一件獵人逐兔的生動造型。據碳十四測定，其上限最早可早到周初或殷末。這些有關騎馬文化考古資料出土地均在我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動范圍。所以《左傳》上說：“翼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

匈奴是我國古代北方的一個游牧民族，其先民與其他游牧民族早在新石器時代就構成了我國“北方細石器文化系統”，在繼細石器文化之后，我國北方草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是動物紋飾的青銅器物群，這習慣上稱之為“鄂爾多斯式銅器”，其中表現草原游牧民族騎士生活的馬具和各種武器非常豐富。例如鄂爾多斯發現了2件銅馬飾，一件為銅馬，馬上飾有馬鞍；另一件為武士騎馬銅飾。這2件銅飾被考古學家認為是西周或春秋時期北方戎狄族文化的典型遺存。再如在寧夏西吉縣和固始縣發現了一批“銅人騎馬飾”“鞍馬銅飾”。這批文物年代，據考古專家考證，上限不會逾越西周，下限當在春秋晚期，也為戎狄遺存。史載匈奴“人不馳弓，馬不解勒”。騎馬射箭是他們的特長，“險道傾仄，且馳且射”。

關于我國中原地區騎兵的出現問題，目前學術界看法不一。傳統看法認為，古代中原騎術是從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開始的。但這種說法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爭議。殷代甲骨卜辭中的“馬乎（呼）、（禽）”，于吾省先生釋為“惟命騎射，可以擒獲”，從而認為騎術或單騎在殷代“業已盛行”。《詩經·大雅·綿》中的“走馬”一辭，顧炎武釋為“單騎之漸”。春秋時，晉大夫子旃曾以良馬二，供他的叔夫與兄弟做單騎，救了他倆。鄭大夫子產聽說諸大夫想殺公孫黑，忙從外地乘單騎而歸，魯大夫左師展也想乘單騎從齊回國。可見，春秋時期已有單騎的習慣。春秋史料中也出現中原各國騎兵的記載，如《韓非子·十過篇》記載，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秦以“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輔重耳入之于晉，立為晉君”。這里的“疇騎”一般認為就是騎兵。又例如，與秦穆公同時代的晉文公在伐鄴時也用了騎兵“賞其末則騎乘者厚，賞其本則臣之谷阝子虎。”這里所說的“騎乘”絕不是一般的騎馬者，顯然是騎兵。秦人早就以養馬著名，直至周代還是一個以畜牧為主的民族，主要是牧馬。《史記·秦本紀》說：“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又說：“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之后：“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馬卯馬耳耳之駟。”直至周孝王時“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秦地處西北，長期與戎狄雜居，被東方各諸侯國視為戎狄，排斥于華夏之外。善于養馬御馬，這就為騎兵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從秦仲時起，秦與戎族的戰爭一直未斷，連秦仲都被戎狄所殺。秦人為了對付戎狄，學習戎狄胡服騎射是很正常的。周平王東遷后，戎狄大量內徙，西周古地成為雜居區，秦國經過長期對戎狄戰爭，不斷融合戎狄人。《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惠文王）十一年，縣義渠。……義渠君為臣。”所以說秦率先在中原發展騎兵也不是偶然的。晉文公時為了對付北方狄人的騎兵侵擾，建立自己的騎兵亦是可能的。騎兵之所以在中原出現晚，首先，殷周中原是一個農耕民族，其社會的組織形式是一個具有保守性的農村公社制度，沒有為大規模的騎兵的出現提供必要的社會物質條件。當時戰爭是規模小，時間短，機動性差的“結日定地”進行決戰形式。其次，中原地區氣候和地理環境不出產騎兵使用的良馬。“內郡人眾，水泉草不能相贍；地勢濕濕，不宜牛馬”。僅有馬匹也因長期挽駕馱載，品種退化。再次，中原非游牧民族素乏騎馬習慣。騎兵要求有高超的騎馬術，這對中原那種“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是培養不出好騎手的。雖然殷周時代中原地區已有單騎和騎兵的出現，但這始終未能轉化為大規模的騎兵部隊。而轉變的契機是對緣邊游牧民族的交流。總之，春秋是我國歷史上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變革時代，而且也是民族大遷徙、大紛爭、大融合的偉大時代。“華夏”是與“戎狄”“夷狄”“蠻夷”“諸戎”對舉相應產生的。總之，中原各國騎兵的出現不能不與北方匈奴等游牧民族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