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葆的《東方之神》(載于《十月》2002年第四期)被作者自己稱為紀實文學(見《中篇小說選刊》2002年第六期該篇作品后所附作者創作談)。我讀了該“紀實文學”后的感覺是名不副實，如果可以開個玩笑的話，我寧可稱它為“紀虛政論”：該作品紀錄的事情大多不是史實，而是虛構的;形式上似乎側重于歷史考證，實際上依據的主要是小說和民間傳說、故事;該作品并沒有很強的文學性，較多地是在“紀虛”的基礎上大發政治議論。

要談關羽和三國的事情，陳壽的《三國志》應該是最重要的歷史資料。而李存葆的《東方之神》(下稱李文)卻說，陳壽是“堅定的擁曹派”，因其父曾受諸葛亮的髡刑，在寫《三國志》時摻進個人恩怨，具體到《關羽傳》，則“惜墨如金，閃爍其詞，語焉不詳”。陳壽修《三國志》，確實以曹魏為正統，但這并非他擁護曹魏，而是身為西晉臣子的緣故;西晉是繼承曹魏的，因此他修史書，不能不以曹魏為正統。如果一定要說擁護誰的話，也只能說他擁護司馬氏的西晉，與曹魏并不相干。

從有關史實看，陳壽在形式上不得不以曹魏為正統;作為蜀漢舊臣，他在思想感情上卻傾向于蜀漢，從這個意義上倒可以說他是“堅定的擁劉派”。他給自己的書取名為《三國志》，就是表明魏、蜀、吳三國對等的意思。在材料的取舍上，他對曹丕稱帝時群臣百余人勸進、頌德的表文均不記載，對劉備稱漢中王和即皇帝位時群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之文則大書特書，可以說明他的真實傾向。〔1〕陳壽修史時因其父受諸葛亮髡刑而摻雜個人恩怨的說法也是沒有根據的。自北魏以來，有許多學者為陳壽辯誣。其主要史實是，陳壽在西晉時編成《諸葛亮集》二十四篇，奏于朝廷，并作了一篇表，其中對諸葛亮做了公允的評價。清代學者王鳴盛綜合朱彝尊、杭世駿兩家之說并加以申述補充，指出：“(陳)壽入晉后，撰次《(諸葛)亮集》表上之，推許甚至，本傳特附其目錄并上書表，創史家未有之例，尊(諸葛)亮極矣。評中反復稱其刑賞之當，則必不以父坐罪為嫌。”清代另兩位學者錢大昕、趙翼也指出，陳壽對于蜀漢人物，最推重的是諸葛亮，對其稱頌不遺余力，所謂因私嫌而對諸葛亮有貶詞的說法，是無識之論。〔2〕

由此看來，陳壽作為修史者，其職業道德是好的;他的《三國志》，正如歷代史家所公認，是一部可稱為“良史”的最有價值的三國史籍。我們要探求一個真實的關羽，不能不首先從《三國志》中找史實。而李文卻說，由于政治態度和個人恩怨，陳壽在寫《關羽傳》時，“惜墨如金，閃爍其詞，語焉不詳”。這一評價也是毫無根據的。李文拿《武帝(曹操)紀》與《關羽傳》的篇幅相比，一個“洋洋灑灑萬余言”，一個不足千字，以此證明其論點，但這種對比是沒有意義的。

曹操是正統的開國帝王(故其傳不叫《武帝傳》而叫《武帝紀》，以示與其臣下等的區別)，按照修史者的慣例，他的傳記篇幅理應是最大的。而劉備、孫權雖不是正統，也是帝王，陳壽也給了他們較大篇幅。至于三國的臣子之傳，其篇幅比帝王小得多，且大都是數人合為一傳。《關羽傳》緊接在《蜀書》的《諸葛亮傳》之后，且為關張馬黃趙五人合傳之首，應該說是適當的，符合關羽在蜀國的地位。如果一定要比字數的話，也只應該拿《關羽傳》與曹魏相當的大將傳記相比，這里根本看不出陳壽有薄此厚彼的傾向。

李文說，關羽“亡命走涿州”，陳壽只寫此五字，對其原因“諱莫如深”。李文確認其原因是“仗義殺人”，他敘述了民間傳說的五種版本故事之一種，然后將這當成確鑿不移的事實說：“正是關羽為民揮劍之一殺，才奠定了武圣關羽人格大廈的第一塊基石。而在《關羽傳》中這本應不可或缺的一筆，卻被陳壽老先生給‘貪污’了。”這貪污之說不知從何而來？假如李文能夠在其他史籍中找出關羽仗義殺人的事實，還可以說陳壽貪污;然而它連一條也找不出來，只是列舉了民間傳說;而民間傳說是不能當成確定的史實的，怎能說陳壽貪污，怎能說他故意“諱莫如深”？在我看來，陳壽是真的不知道關羽“亡命走涿州”的原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能胡編亂造。正如李文所引，《關羽傳》詳細描寫了關羽“刮骨療毒”的硬漢形象。像這樣的小事尚且詳細入傳，如果關羽確實有“仗義殺人”的豪俠事實，陳壽為什么要貪污掉，他有什么必要“諱莫如深”？由此看來，李文加給武圣關羽人格大廈的第一塊基石，沒有史實根據，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關于“桃園三結義”，李文一方面承認它不見諸正史，另一方面又說，經考證，這一故事是可信的，即符合史實。他舉了兩個理由，在我看來，這兩個理由都站不住腳。其一，《關羽傳》中關羽對張遼說：“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李文根據這一句話，斷定說：“這足可表明，劉、關、張曾按民俗，舉行過結拜儀式，且面對蒼天立下過諸如‘不求同生，但愿共死’之類的誓言。”我們只要稍微認真琢磨一下這句話，就可以知道，它并不足以表明李文斷定的任何東西：首先，這里沒有張飛什么事，因為提都沒提他;其次，這只是表明關羽受過劉備厚恩，他立下誓言以共死報答，而與結拜并無關系。

其二，李文認為更能印證結拜說的證據是劉備伐吳。李文說，一向對諸葛亮言聽計從的劉備，卻不顧諸葛亮的勸阻，一意孤行伐吳，這是因“桃園結義”要為關羽報仇的緣故。諸葛亮勸諫劉備放棄伐吳，無論在《先主傳》還是《諸葛亮傳》中均無記載，不知李文所說有何根據？恐怕依據的是《三國演義》，但《三國演義》不是史書，而是小說，不足為憑。李文還說，劉備伐吳時已即皇帝位，御駕親征而為一員大將復仇，如果他與關羽沒有結拜兄弟之誼，于國于家于情于理于己于人都難以說通。這一理由實際上預先假定劉備御駕親征是為關羽報仇，這種假定有何根據？劉備伐吳主要是因為失去荊州戰略要地，他想將它奪回來。無論關羽是否被殺，這一仗恐怕都是要打的。這里還有一個可以反駁李文的證據：據《先主傳》，劉備敗守白帝城后，孫權主動遣使求和，劉備同意了。如果劉備真的如李文所說，是鐵了心為關羽報仇而寧可拋棄江山社稷、身家性命于不顧，他就不會同意和解，而勢必與對方拼個魚死網破。劉備沒有這樣做，可見說到底他還是一個政治家，御駕親征的目的是為了實際政治利益，而非意氣用事。

李文說張飛“在聞聽二哥遇難后，涕泗滂沱，肝腸寸斷，晝夜酗酒，怒鞭部下，未待出征，便被帳下將張達、范疆殺死”。這些情節完全是根據《三國演義》得出的，而非史書所載。《張飛傳》關于此事只有兩句話：“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強殺之，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張飛為部下所殺，僅此一個事實，其余均為小說家的杜撰或想像，由此也扯不到為“二哥”報仇的事情上去。總之，被李文稱為“對人類友情的最經典的詮釋”之桃園三結義，沒有任何史實可以說明它是確實存在的。

李文還花較多篇幅為關羽投降曹操一事進行辯護。本來投降的問題是不須辯解的：當繼續戰斗或抵抗對戰爭勝負已經毫無意義時，投降并非壞事，也不應該在道德上予以譴責。尤其是指揮官，他的這一決定可以避免許多人無謂的犧牲。但李文似乎不是這樣看問題的。他舉了抗美援朝時期中國戰俘為例，認為即使社會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寬容他們，他們一旦被俘而不是拼命戰死，在人格上就有了生死關頭的污點，永遠無法還原于以前的清白。

因此，李文極力為關羽降曹辯護，想還他一個“清白”，說以他的剛烈性格，理應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只是由于要保護劉備的兩位夫人，才不戰死而降曹。此說沒有史實根據。《關羽傳》記載此事只有“曹公擒羽以歸”六字，《先主傳》也只有兩句：“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曹公盡收其眾，虜先主妻子，并擒關羽以歸。”根本沒有說關羽是為了保護劉備夫人而降曹。

關羽逃離曹營的情況，《先主傳》只有六個字：“關羽亡歸先主。”《關羽傳》只有一句話：“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根本沒有提及他保護劉備兩位夫人逃走的事(實際上也不可能)。既然如此，當初投降是為了保護兩位夫人的說法就不能成立。

李文說：“有史料表明，關羽降曹的條件，也相當苛刻。其中最為關鍵的一條是：一旦得知劉備的下落，即棄劉奔曹。“但他沒有將這些史料開列出來。我想，這些史料恐怕是不存在的。我所見到的史書記載，只有一個意思：關羽是被活捉的，“曹操擒關羽以歸”。這里哪容關羽談什么條件？李文說的史料，只能是《三國演義》，而《三國演義》是小說，不是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