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時候，一個人要想出名早，最好的辦法是有“故事”，左公恰恰是這樣的人。

早在學生時期，左宗棠就“好大言，每成一藝，輒先自詫”。他每寫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我欣賞一番：怎么寫得這么好，難道真的是我寫的嗎？聯系到后來左宗棠到軍機處上班，讀到李鴻章的奏折時，“每展閱一頁，每因海防之事而遞及西陲之事，自譽措施妙不容口，幾忘其為議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聲震旁室。明日復閱一葉(頁)，則復如此……凡議半月，而全疏尚未閱畢”，讀一頁即故意拍案大笑，半個月都沒讀完，此情形和學生時代如出一轍。

成年后的左宗棠，更是擅長“編故事”。

第一個故事，道光十年(1830年)，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丁憂回湘，當時年僅18歲名不見經傳的“農村知識青年”左宗棠拜訪他，賀為左之才氣所驚，“以國士相待”，與左盤旋多日，談詩論文，還親自在書架前爬上爬下，挑選自己的藏書借給左看。此事載于《左文襄公年譜》，問題是二人見面的事，其他人并不在場，如何佐證？極有可能是左公自己創作或傳播出來的。賀長齡是晚清的大學者，賀長齡之弟賀熙齡是左宗棠在城南書院的老師，他非常喜愛左宗棠，稱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學則確然有所得”，也僅此而已。

第二個故事，道光十七年(1837年)，回家省親的兩江總督陶澍見到20多歲的舉人左宗棠，“一見目為奇才”，“竟夕傾談，相與訂交而別”。不久又和他訂下了兒女親家。

這個故事較之前一個更是“別有用心”。陶澍愛才，左宗棠得知陶大人回鄉必經醴陵，故而事先寫下一副對聯：“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上聯“印心石”隱含了陶澍一個引以為豪的故事，看到此聯，自然心花怒放，引為知音;下聯更赤裸裸地拍了陶大人一記馬屁。總之，一副對聯擊中了一個傳統士大夫官僚的軟肋，竟然不顧年齡和輩份懸殊，與之結為親家。

第三個故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云貴總督林則徐在回家途中，因為聞悉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邊一敘。林則徐“一見傾倒，詫為絕世奇才，宴談達曙乃別”。其實，林則徐見左宗棠，并非“聞聽”其大名，而是緣于陶澍。陶、林二人關系不淺，左又是陶的親家，陶在信中早已向林大人介紹過許多故事。左公拜見林大人，也是因為陶親家的授意。林大人樂得給陶公一個面子，自然不惜美言。

那么，三個故事都聚焦在左宗棠的“奇才”上，此時的左公到底露出過什么奇才來？后人很難曉得。憑常識判斷，無非是左宗棠的口才，至于詩文之才——左公顯然不如李鴻章，至今不見左公留有名詩文。至于其它才能，憑初識的一面應該難以判斷。為了抬高故事中的人物，左宗棠也毫不吝惜地抬舉他見過的名人，如林則徐在左宗棠心目中被視為“天人”。更關鍵的是，這些故事一般限于二人交往之間，外人之所以得知，無非是當事人的對外傳播。于是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反正都變成了故事。對此，《清史稿》中說得直白：“(左公)喜為壯語驚眾，名在公卿間。嘗以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胡林翼亟稱之，謂橫覽九州，更無才出其右者。”

還有一個經典段子，說的是長沙發生“劣幕事件”，左宗棠被人告發，受到追查，有個叫潘祖蔭的大臣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說：“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無宗棠也。”更是將左公抬到天上。

潘祖蔭的一道奏折果真如此管用嗎？非也，左宗棠之所以被赦，完全得益于曾國藩、胡林翼、郭嵩燾等人的保救。而潘祖蔭這句話或許是真的，卻未見載于《清史稿》，倒是在民間廣為流傳。其所以流布者，無非是左公有意炒作，這與左公“喜為壯語驚人”的秉性極為相得。因此，當左宗棠后來抹殺曾國藩的救命之恩，即令時人感覺不公，為之抱不平。

左公擅長炒作，其手法其實很容易一眼看穿。比如湖南巡撫張亮基派人三顧茅廬，“制軍于軍謀一切，專委之我;又各州縣公事票啟，皆我一手批答”等話語，都出自于左公書信。好在幾任湖南巡撫都還大度，否則這些話將一介地方大員置于何地？左宗棠有才有謀不假，但他的為人識人實在有待商榷。他攀附賀長齡、陶澍、林則徐等人，固然能依托他們之大名成就自己的名氣，但這些人對他事業并無幫助。相反，他瞧不起的“才具稍欠開展”的曾侍郎，才是他真正的伯樂、恩主。

曾國藩對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對幕僚趙烈文說：“左季高喜出格恭維。凡人能屈體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賞。此中素叵測而又善受人欺如此。”可謂一語道破天機！

是非成敗轉頭空，百年之后，我們看左宗棠的炒作只能當做軼事來說，但是那時，必將為他賺取名利。大清第一炒作高手，果然盛名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