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社會對婦女改嫁問題，并沒有形成像后來明清時代的強制風氣，理學家的言論影響幾乎可以被忽略不計。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出自程頤的《河南程氏遺書》，原文如下：

或問：“孀婦于理，似不可取(娶)，如何？”

伊川先生(程頤)曰：“然！凡取(娶)，以配身也。若取(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如果照著字面上的意思呢，程頤顯然是對婦女改嫁持極嚴格的態度。然而具體落到實處呢，程頤自己作為一族之長，也沒有禁止住自己家族中侄媳的改嫁。可見他本人也不過是說說而已。他所強調的是人的尊嚴、女人的尊嚴，認為女人不應該僅僅為了解決溫飽問題(請注意，不是性欲問題)而改嫁，而失節，這里的“節”，當然指的是三從四德那一套。然而三從四德由來已久，已不需要程頤再次強調。因為在宋朝，三從四德已經是常識了，是各種女教的書都倡導的社會規范。

同時還需要指出的是，程頤這段話所針對的不僅僅是女方。他的意思很明確：從倫理道德的角度而言，男人娶寡婦為妻，也是一種失節行為。而他更深層的意思則是對傳統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等思想觀念的一種繼承、弘揚，重點在于強調道德自律，而非鼓勵男女大防。很多人總是抓住字面上的意思大做文章，屬于死讀書、書讀死、讀死書。更可惡則是有些人明明讀懂了，可是在闡述的時候卻惡意曲解。

那么第一個曲解程頤意思的是誰呢？是朱熹。

在程頤去世了將近70年之后，朱熹有書信致其友人陳師中，信的內容是討論陳師中妹妹的改嫁問題。陳師中是宰相陳俊卿第二子。他的妹夫鄭自明剛剛去世一年，妹妹就守不住了，準備改嫁了。朱熹在信上是這么說的：

自明之亡，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朋友傳說令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之節。此事更在丞相、夫人獎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為忠臣，而其室家生為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計老兄昆仲必不憚翼成之也。

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況伏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舉錯之間，不可不審。熹既辱知之厚，于義不可不言，不敢直前，愿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為僭率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六《與陳師中書》)

這封信上所提到的“柏舟之節”，典出于《詩·邶風》的一章，《毛詩正義》說：“《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

整封信的意思很直白，就是說陳氏丞相門第，在處理子女的改嫁問題時，應當高于整個社會的標準，以作為表率。寫完這封信之后，朱熹可能已經預感到沒有太大效果，索性也直接給陳師中的父親陳俊卿去信一封：

自明云亡，忽將期歲，念之令人心折。其家想時收安問。熹前日致書師中兄，有所關白，不審尊意以為如何？聞自明不幸旬日之前，嘗手書《列女傳》教條，以遺其家人，此殆有先識者。然其所以拳拳于此，亦豈有他？正以人倫風教為重，而欲全之閨門耳。伏惟相公深留意也。(《朱文公文集》卷二六《與陳丞相別紙》)

朱老夫子如此賣力和熱心，結果又如何呢？在朱熹本人所作的《陳俊卿行狀》中如是記載：“女四人……次(女)適故著作佐郎鄭鑒(即鄭自明)，再適太常少卿羅點。”

總之，理學家們提倡歸提倡，然而現實中的人情歸人情。想改嫁的照樣改嫁，誰也管不著。可見宋代社會對婦女改嫁問題，并沒有形成像后來明清時代那樣的強制風氣，理學家的言論影響幾乎可以被忽略不計。《宋史·道學傳》就直接說了：“道學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厲禁焉。后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

可見在宋代，理學雖然在學術領域搞得很熱鬧，然而在世俗層面上，幾乎沒人搭理。就從朱熹勸孀婦守節這件事來看，朱熹不可謂不賣力，也明知阻止孀婦改嫁為極難之事，所以書信一寫就是兩封。陳氏作為宰相之女，更沒有所謂寒餓問題，她的改嫁，想必也是得到父親和兄長的支持，不然也不會前夫才死了一年，就急吼吼地找到了新的如意郎君。這樣的速度，就算拿到今天，扣除為前夫服喪的日子，也是閃婚級的。

談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句話的毒害，很多專家都會舉出清初的方苞在《巖鎮曹氏女婦貞節傳序》上的放言高論：

嘗考正史及天下郡縣志，婦女守節死義者，秦、周前可指計。自漢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則悉之不可更仆矣。蓋夫婦之義，至程子然后大明……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言，則村民市兒皆熟焉。自是以后，為男子者率以婦人失節為羞，而憎且賤之。此婦人之所以自矜奮與，嗚呼！自秦皇帝設禁令，歷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動乎宇宙，而有關于百世以下之人紀若此！

其實終宋一朝，沒人拿程子的“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當回事。所謂“震動乎宇宙”，還得等到明朝那一班將程朱理學當成仕途敲門磚的文士賣力鼓吹，才成氣候，才形成大明王朝全國各地無處不有貞節牌坊的奇觀。

至于這個責任是不是就落在程子身上了，我覺得也不應該。哲學家可以提出各種各樣的思想，至于他的思想合理與否，完全在于后世是否采納并推行，推行之后又是否有成效。比如柏拉圖寫的《理想國》一書中，就有很多奇特的想法，然而并不妨礙他的偉大，并不妨礙《理想國》作為一部哲學名著流傳百世。我們又為何厚于老外，而菲薄自家的老祖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