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羲之就不得不提到《蘭亭序》。在東晉永和九年(353年)暮春三月初三，四十二人雅集，作“流觴曲水”之戲，二十六人作詩。王羲之被眾人首推作序，當時王羲之有點微醉。《蘭亭序》手稿二十八行，共三百二十四個字。

通篇大小參差，錯落有致，點畫映帶、氣脈貫通，其筆法、結構、章法都完美。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

王羲之一生先后創作了許多偉大的作品。如：《近徐公帖》、《十七帖》、《姨母帖》、《喪亂帖》、《快雪時晴帖》、《松仁集圣教序》等等。正因這些作品奠基了王羲之成為書圣的地位。但成為“書圣”有多少因素呢？

(一)時代因素和家族因素

魏晉時期，藝術開始覺醒，它首先表現為人的覺醒。當時一些上層人士或士族文人，不滿于沉悶的社會現狀。當時士族文化的覺醒，給王羲之藝術活動注入了強大活力。士族文化是以反對儒家名教和讖緯神學的禁錮為前提，整個思想呈自由解放的趨勢。他們在言行上的表現為重感情、重個性、重精神風度、氣質神韻。他們往往遠離朝廷、寄身于山水之間，在大自然尋求自由與快樂。曾鞏《墨池記》“方羲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于山水之間。”他“徜徉肆恣”。盡管當時他們的手勢拂塵，口吐玄言，然而實際上他們是借老莊之說反饋自然，來展示各自的才智、品鑒彼此的風采;他們看起來是遁世的，消極的，實際上他們開拓了自然美的新領域。這種標新立異的精致、脫俗就凡的言行、超逸蕭散的藝術風度，就是那個時代的審美理想，也就是所稱的“魏晉風度”。

書法藝術是以其抽象的形式，將人的精神世界外化，也就是以這種形式為表現人的精神的載體，使超逸自若的精神與流美悅目的形式統一起來。因此，他成為了反映書家審美精致一種最理想的方式，魏晉時期寫字已不再是僅僅為樹碑立傳，而是隨詠嘆感，抒發情致最佳形式。說魏晉南北朝是藝術覺醒的時代。它有三個標志：創作繁榮，出現一大批有功力的書法家，有較高水準的書法理論。

王羲之生平：王羲之，字逸少，山東瑯玡臨沂人，303年-361年，享年59歲。

王羲之書法成功，得益于其得天獨厚的條件。王氏家族在政治上地位顯赫。王羲之祖父王正，曾任尚書郎。叔祖王澄任荊州刺史。父王曠做過淮南、丹陽等地太守，曾參與朝廷大計，是晉王朝南遷的策劃者之一，羲之的從伯父(叢，指堂房親屬)王敦、從父(叔)王導地位更顯赫。王敦為揚州刺史，荊州、揚州因為江防重鎮，在晉王朝南渡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王敦后拜侍中至丞相，王導官至太傅，拜丞相。從父王廙官至南將軍，荊州刺史。王氏家族中，從將軍、尚書到刺史丞相，位居要職高達二十多人，當時就有“王與馬(指司馬氏)共天下”之說法。而且王氏家族書法人才濟濟而蜚聲書壇。其父王曠善書法。宋朝陳思《書小史》稱其善行、隸行。明朝陶宗儀《書史會要》稱：“曠與衛氏，世為中表，故得筆法于衛夫人，以授羲之”。王羲之從小學到了良好的藝術熏陶，而且家教甚嚴，據史料記載他七歲開始習字。據《書林紀事》記載：王羲之十二歲時見前代筆論于其父曠枕中，竊而讀之。……曠語大綱，羲之學功日近，衛夫人見太常王策曰：“此兒必見用筆訣也。近觀其書，便有老成之智，因流涕曰：“此子必蔽吾書名矣。”羲之從伯王敦“工書，得家傳之學，筆勢雄健”，《宣和書譜》。王羲之從父(叔)王導(276-339年)工行、草書。羲之從父王廙(276-322年)書法成就最高，“能章楷，謹傳鐘法”(羊欣《采古今能書人名》)。王羲之喪父之后，受到其照顧與培養。王僧虔稱：“自過江東，右軍之前，惟廙為最、華為明帝師，書為右軍法。”廙肩吾稱：“王廙為右軍之師”(《書品》)。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即有王廙原話：“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將隆余堂構。今始年十六，學藝之外，書畫過目便能，就余請出畫法。”

(二)王羲之先后師從兩位偉大的書法大師學藝因素

先師從當時著名的書法家衛夫人。衛夫人(272-349)名，字茂漪，汝陰太宗李鉅之妻、世稱衛夫人。河東安邑(今山西復縣)人。衛氏為衛門望族，世代善書，衛夫人“工書法，尤善隸書。”《筆陣圖》傳為衛夫人所撰。文章雖短，但涉及問題頗多，對書寫工具、執筆、讀帖、筆法、筆試、筆意等一系列問題。都簡潔的介紹與描述，直到今天對學書者仍有啟迪的作用，在書法教學上帶有指導意義。關于王羲之師從衛夫人的記載很多。傳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后》稱：“予少學衛夫人。”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稱：“晉中書郎李無母衛夫人，善鐘法，王逸少之師。”《和南帖》稱：“衛氏有一弟子王逸少，基能學真書、咄咄逼人，筆試洞精，字體遒媚。”

王廙與衛夫人同源鐘繇，用名天下，而鐘繇又是王羲之之前最偉大的書法家。王羲之能跟隨這樣兩位大書法家學習書法，這是常人難以企及的，這是王羲之能成為我國最偉大的書法家得天獨厚的條件。

(三)王羲之遇上漢字演變的關鍵時期，他抓住了這歷史的機遇因素

王羲之通過藝術手段，使漢字的真、行、草三體形成了獨立機制，也就是使漢字完全脫離隸書影響的古法、古形的窠臼、完全去向新生。魏晉既是我國書法多體交相發展的時期，也是促成蛻變時期：除隸書繼續保持漢末程式化風格，楷書已逐漸發展成熟;草書經過章草時期也已發展到今草;行書則在隸楷的遞變中發展到成熟。東漢末年，隸書已普遍被楷書取代，這種取代是漢文字逐步演變的必然結果。因為書法發展的規律就是一個由繁到簡的過程，這是人們生活需要，是社會發展所決定。魏晉時期的隸書，已走上程式化的道路，藝術魅力下降。它的收筆又朝上作分勢，與直行書寫呼應方向不同，甚不方便。被楷書取代勢在必然。此時鐘繇的楷書已成熟，十分古雅。所謂古雅也就是稍帶隸意。當時的行草書，雖然都已初具規模，但不同程度上都帶有書的烙印。王羲之的卓越貢獻就是能在歷史的轉折關頭，開一代新風他“增損古法、裁成今體”。張懷瓘《書斷》清除3點畫、結構和章法上的隸書痕跡。把楷體和行書推向成熟。書體在逐變過程中，正是王羲之抓住了書法發展的脈搏，推動了宋體的突變。這種機會是千載難逢的，它既需要歷史機遇，更需要超人的智慧、非凡的勇氣、杰出的創作力。所以，當王羲之將自己的藝術活動與中國書法史上的一次最重要的轉折連在一起時，產生了遠比他主觀意識更為偉大的結果。

(四)紙、筆、墨書寫工具的改善因素

世界上任何藝術的發展，總是與它所使用的工具有著密不可分得關系。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寫工具比之漢代，有了很大的提高。紙張雖然是漢代就發明的，但它和一樣，尚不能大量生產和廣泛使用，因此到了西晉，很多地方仍然使用木簡。司馬睿過江后，建立了東晉政權，政治、文化、經濟中心南移。東晉政權得到了南北兩方士族的支持，社會比較穩定。生產力有所發展，剡溪一帶四、五萬里生產藤紙，質地極佳。還有以麻為原料的麻紙，也為書寫提供了優質的書寫材料。據載，王羲之曾一次向謝安贈送九萬張紙，足見當時紙張的運用已相當普及。恒溫曾下令以黃紙取代竹簡，此舉也對書法有促進作用。當時制筆業也有大發展。賈思勰《齊氏要術》記載有書仲將的制筆方法，他選用免毫和青羊毛，使其軟硬相輔，用起來得心應手。東晉時筆有“鼠須”、“雞距”等種類。《筆經》上說鐘繇、王羲之皆用鼠須筆。《法書要錄》載何延之《蘭亭記》稱王羲之書《蘭亭序》用的是蠶繭紙、鼠須筆，書法幽美勁健，絕代無雙。長期以來人們誤以為蠶繭紙為蠶繭所織，后據專家考證，此紙還是一種植物纖維的紙，固潔白亮麗，以蠶繭紙名之。當時的制墨業也迅速發展。河北易水之墨，色澤濃艷，故南朝齊王僧虔贊曰：“剡紙易墨，心圓管直，漿深色濃，萬毫齊力……工之盡矣，可以名世。”(《筆意贊》)

(五)帝王重視，帝王推崇的因素

書法的繁榮發展，往往還伴隨著一個重要的條件，即帝王喜歡書法。從東漢到宋、齊、梁、陳，共有48位帝王，就有28位帝王是書法家。帝王喜歡書法本身就是一種導向。

真正確立王羲之地位的人是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對中國書法有巨大貢獻的人。他酷愛王羲之書法，同時又把南朝的文化視為正宗。開國初，他就把書法作為文治的一部分。唐太宗還親自書寫了《王羲之傳論》，這是一篇為《晉書王羲之傳》寫的贊辭，唐太宗把王羲之與鐘繇、王獻之、蕭子云作比較時，極大地肯定了王羲之的書法成就，他稱贊羲之“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為王逸少乎！”把王羲之推到了所有書法家之上。帝王為書法家傳論，在歷史上十分罕見。由于唐太宗大力倡導，王羲之書法成了書法正宗，普天下形成了“尊王”的風氣。并對后世百代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最早稱王羲之為書圣的是唐代的李嗣真，它在《后書品》中贊曰：“右軍正體如陰陽四時、寒暑調暢……可謂書之圣也;若草、行雜體，如清風出袖，明月人懷……可謂草之圣也;其飛白也，猶夫霧谷卷舒，煙空照灼……可謂飛白之仙也。”“書圣”稱謂，由此可見。

魏晉書法是我國書法最燦爛的時期，多種書體相繼出現，尤其是至今仍然是最常用的書體——楷書和行書已趨成熟。

一大批杰出的書法家應運而生，猶如顆顆明星閃爍在中國傳統的書法藝術星空之中，其中一顆最為明亮、耀眼，就是被后世尊稱為“書圣”的王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