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考"大多安排在春秋兩季而不是夏季，除了與古代學制有關，還受到五行和農時、氣溫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古人對時令和五行相當在意，二十四節氣和五行相生相克理論的出現，就是具體體現，四季八節的意義和安排不能混亂。科舉考試的目的是選拔有經世之志的棟梁之材，考試日期當然要有講究。

何謂"棟梁"？挑大梁的木材，喻為賢能之人。五行中與"棟梁"對應的就是"木"，與木對應的則為"春"。明高濂《養生八箋·四時調攝箋·春卷》即稱，正月立春的時令屬性是木，到了春分時木開始旺盛，立夏時節就停止生長了，到了夏至時節樹木開始凋零，此即所謂："正月立春，木相;春分，木旺。立夏，木休;夏至，木廢。"春天生機勃發，《尚書大傳》稱："東方為春，春者，出也，萬物之所出也。"可見，依此來看，古人將科舉日期安排在"出"人才的春季便很好理解了。

將考試日期安排在秋天，同樣也有一番道理。大家知道，秋天是收獲的季節，用漢揚雄《太元經》(又名《太玄經》)的話說，"秋者，物皆成象而聚也。"對考生而言，考試是收獲成績的時候，將"大考"放在秋季不僅順應了考生的心愿，更體現了朝廷借科舉收獲人才的期盼。上述觀點即所謂"春花秋實"，其中當然有唯心的地方，但也不乏科學、合理之處。春季與秋季是一年中最美最好的季節，不冷不熱，最利于考生發揮。如果放在夏季，由于科舉考試天數長，高溫對考生的體能也是威脅。

明朱國禎《涌幢小品》"請改試期"條所記，便間接反映出古人安排科舉日期時考慮到了氣溫原因。對"二月會試"的制度，萬歷年間有人提出應推遲一個月，"請改三月"。但其理由是"舉子重裘以進，便于懷挾"，改在三月考試，"用單夾衣，則宿弊可清"。萬歷十一年殿試榜眼、東閣大學士李九我就此反駁道："如此，則四月十五殿試，儻日暖，如何操筆？又其甚者，不暴殺舉子耶！"其意思是：天熱怎么答卷，如果更熱是不是要曬死考生。

" 大考"在春秋兩季就一定合理嗎？

《宋會要輯考》："緣福建去京師地遠，遂先期用七月"

事實上，"大考"放在春秋兩季有時也不一定就比夏季好。早春和晚秋天氣多變，氣溫低，溫差亦大。可能是吸取了《涌幢小品》中的明朝考生那類意見，清朝對會試的日期安排進行了調整，春試往后推遲。清初是二月會試，四月殿試，后改為三月會試，五月初殿試，此時間已接近眼下的高考了。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又稍向前提，改在四月二十六殿試，以后遂成定制。

那么，古代有沒有在六七月大考的現象？也有。在南宋紹興二十四年之前，各地舉行解試的日期便不一樣，有的離京師比較遠的地方，為了保證不誤后面在京師舉行的會試，解試也可以提前進行。據徐松《宋會要輯考·選舉十六》："緣福建去京師地遠，遂先期用七月;川廣尤遠，遂用六月。"有的考生利用這種地區上的時間差鉆空子，一年內趕赴兩個地方參與解試。南宋紹興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實行全國統考，解試時間統一放在秋八月初五至八月十五間，才將這一漏洞堵死。

歷史上還曾出現"六月七日"開考的現象，只不過是陰歷。《宋史·選舉志二》記載，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殿試擬五月五日舉行，當時成都已被元軍占領(宋史誤為"歸附我朝")，四川考生來得極少，最后"展(延期)作六月七日"。臣僚認為此時為酷暑天，建議改在立秋后擇日殿試。結果因為當年七月八日宋度宗駕崩，這次罕見的延期殿試并未進行。

遇到恩科時，考試不僅可能安排在夏季，冬天也有可能。如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恩科殿試，便安排在冬十月二十七日。清朝時，殿試也都在室外廣場上進行，清初在天安門外，后改在故宮太和殿前。"冬十月"末的北京已很冷，"恐硯池冰結，難以書寫，著在太和殿內兩旁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