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立憲是最響也最持久的呼聲。后世把當年推動改革的人稱為立憲派，其實，在當時朝野上下，像點樣的官紳和紳商差不多都是立憲派，更不消說那些留洋回來的、新學堂出來的學生仔了。光緒二十七年初(1901)，西太后和光緒尚在避難地西安，新政就揭開了序幕，第一項改革，就是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成外務部。這是迫于洋人的壓力，經(jīng)過義和團圍使館這么一鬧，洋人不再容忍中國人當阿Q，明明一個外交部門，偏要宣稱“總理各國事務”，好像把洋人家里的事兒都管了似的，于是中國終于有了一個跟西方接軌的政府部門。其后拖拖拉拉，幾年動靜不大，無非是改改官制，抄一抄當年戊戌維新的舊稿。但是這一抄，抄得康有為、梁啟超及其門徒很興奮，立馬高調鼓吹立憲。民間輿論也跟著熱鬧，依托租界？報紙，差不多都在跟著辦在境外的《新民叢報》的調子走。走在改革前列的人們，已經(jīng)不滿足于改改官制，出臺幾項獎勵辦學和工商的政策了。他們要求，制度要有一個根本上的變動，正經(jīng)八百地跟西方接軌。

到了1904年，俄國人和日本人在中國的東北打了一仗，這一仗，日本贏了，贏得很體面。在我們的教科書上，這是中國的恥辱，說人民都很憤怒，但是在當時，很多下層中國人，比如馬賊張作霖和馮麟閣之流，在給日本人做密探;當然也有一些人在給俄國人做密探，其中某些倒霉的，被抓住砍了頭，還被拍成了新聞片，不巧讓在日本留學的魯迅看到，？喪得讓他棄醫(yī)從文，這已經(jīng)是后話了。我要強調的是，當時另一部分生活比較優(yōu)越的中國人，尤其是熱衷于改變的中國人，其實對日本人戰(zhàn)勝很是興奮。因為此前，凡是持保守觀點的人，都認為俄國能贏，而主張變革的人，大多認為日本能贏。日本的勝利，在變革派看來，不僅給黃種人爭了口氣，而且說明，在落后的東方，只要堅持變革，就可以由弱轉強，而變革的關鍵，大家公認是立憲。自然，日本能做到的，中國也能。從前甲午年，日本打敗中國，已經(jīng)讓國人舉國震驚，這次居然連西方強國俄國也打敗了，國人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

這一驚，也驚到一直在頤和園納福的西太后，因為自日俄和約簽訂，宮門之外就不那么清靜了。不僅張謇、湯壽潛這樣的名紳開始鼓噪立憲，連朝廷的達官貴人，也坐不穩(wěn)椅子，食指大動，思有所為。袁世凱和瞿鴻禨在官場上是政敵，明爭暗斗無日或無，但此時卻一致認為，我大清該立憲。甚至連名聲一直不大好，卻為西太后所倚重的皇家懿親慶親王奕劻，也附和袁世凱，半吞半吐地說著立憲的好話。地方大員，分量很重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周馥，也都對立憲表現(xiàn)出相當?shù)臒崆椤Ｗ嗾埩椀恼圩樱瓦@樣一個又一個地擺在了西太后老佛爺?shù)陌割^上。

西太后老佛爺自逃西安歸來，腦子已經(jīng)變得很開通了，整天跟一群西洋貴婦(公使夫人)混在一起，看不慣也忍著，還時不時地賞她們一點中國的古玩。西方的非物質層面的玩意兒進來，對這老太婆來說，最擔心的，一是皇家的位置，二是大局的動蕩。立憲究竟會怎樣，心里還是沒底。這時候，一個人進入了她的視野。此人姓曹名汝霖，日本中央大學法律政治科畢業(yè)，回國應留學生考試，拿了第二名，得了中西合璧的法科進士頭銜。此人后來在五四運動中，成了著名的親日派賣國賊，但是在1905年，尚無此惡名，在政府里地位雖然不高，卻是屈指可數(shù)的幾個能干的“知日”專家。

曹汝霖受到了西太后和光緒的召見。召見之前，曹汝霖得到了袁世凱的特別關照，告訴他此次召見，老佛爺必定有所垂詢，讓他留意準備。果然，西太后開門見山，上來就問日本的立憲是怎么回事，什么時候立憲，立憲前都到哪些國家考察過，以西方哪國的憲法作為藍本，議會的上下兩院如何，議員是怎樣選舉的等等。很明顯，在召見曹汝霖之前，西太后已經(jīng)有了一些關于日本議會的知識，她最擔心的是立憲開議會之后會出現(xiàn)的亂局，因此，西太后特別問道，日本國會開會，是不是時常會有黨派爭吵？曹汝霖回答說，是這樣的，但是朝議決定之后，各黨即團結起來？沒有爭議了。比如日俄戰(zhàn)爭，開仗前爭議很厲害，但后來開御前會議，日皇決定宣戰(zhàn)，日本國會的兩大黨即一致主戰(zhàn)，團結起來了。聽到此，西太后長嘆一聲說：“唉，咱們中國即壞在不能團結！”顯然，曹汝霖的陳述，并沒有消除西太后對立憲后出亂子的擔心，大概曹汝霖也意識到此，馬上對了一句：“以臣愚見，若是有了憲法，開了國會，即能團結。”西太后聽了很詫異，提高聲音問道：“怎么著，有了憲法、國會，即可團結嗎？”曹汝霖回答說，團結必須有中心，立了憲，憲法就是國家的立法中心，議員都是人民選出來的精英，是人民的領導中心，內(nèi)閣總理？臣，是國會和皇帝欽命的，屬于行政中心。后兩個中心，都圍繞著憲法中心做事，如果兩下意見不一致，總理大臣可以被彈劾，總理大臣也可解散議會重選。只要總理大臣選對了人，國會和行政就能和衷共濟。聽到這里，據(jù)曹汝霖回憶，西太后“若有所思，半頃不語”

曹汝霖的這堂政治學課作用能有多大，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他確實講了，而且屬于比較有分量的一講。此后，清廷立憲的步伐邁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次年，宣布預備立憲，各省的諮議局選出來了，中央的資政院也組成了。1908年，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連立憲的時間段都定出來了，預備期為九年，1916年正式開國會。1910年，又在各方的壓力下，將立憲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當家的滿族親貴少不更事，執(zhí)意要把權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內(nèi)閣，閣員13人，滿族占9人，皇族又占7人，冷了多由漢人官僚構成的地方實力派的心，更冷了立憲派紳商的心。革命到來的時候，大家都站著看，好事的還幫著起哄，于是，清朝結束了，小皇帝宣統(tǒng)還沒懂事，就退到了皇宮里面做富家兒。

稍微懂點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的滿族親貴，多數(shù)都屬于保守派。就世界范圍而言，那時的西方各國的代議制，由于沒有實現(xiàn)普選，基本上處于精英權力分享的層面。當時清朝的立憲，由于取法日本，更是保守，無非是在保留最多的皇家特權的基礎上，把權力適度地面向官紳、紳商分享，尤其和實力強勁的漢人精英分享。顯然，當初決定預備立憲的西太后，是知道這個道理的，可她的不肖子孫卻不明白，一場倒霉的痢疾，送了老太婆的命，一群紈绔子弟上了臺。結果，皇族內(nèi)閣以及朝廷一系列收回地方權力的舉措，使得包括立憲派在內(nèi)的所有官紳和紳商的心都涼了半截，等于是把立憲最核心的成分掏空，形成了時人所謂的“假立憲”。報應來得很快，1911年的4月，皇族內(nèi)閣問世之前，革命黨人傾全黨之力，由副領袖黃興統(tǒng)率的廣州起義一敗涂地;幾個月后，武昌一群群龍無首的士兵，一哄而起，卻奪下了武漢三鎮(zhèn)，大獲全勝，全國響應。皇族內(nèi)閣幾個月的壽數(shù)，就讓這些頭腦冬烘卻又自作聰明的紈绔子弟丟了祖宗的江山，日后只能坐吃山空，靠典當過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