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日軍唆使下，在通縣宣布“獨立”，成立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自任委員長，“負軍政一切責任”，張慶余、張硯田、池宗墨等為委員。

殷汝耕“政府”的“部隊”主力，是1935年5月奉國民黨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命令開入冀東的河北特警第一總隊和第二總隊，分別由張慶余和張硯田任隊長，兩人原系第五十一軍于學忠部的團長。當第五十一軍調往甘肅時，兩個總隊因系地方特警，不算正規(guī)軍隊，所以沒有隨同開走。于學忠離河北前，曾密召二人囑令：“好好訓練軍隊，以待后命。”偽政權成立后，殷汝耕即以第一、第二兩總隊為冀東軍事主干的冀東保安隊，后來又成立了一個教導總隊，以沈維干為總隊長，歸殷直接領導。

在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以后，張慶余和張硯田密請張樹聲介紹前往宋哲元處，表明愿隨宋抗日。在多次見面后，宋哲元還囑咐張慶余和張硯田加強訓練軍隊，做好準備工作，還給兩人各一萬元現金作為活動經費。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后，因宋哲元不在北平，張慶余派心腹劉春臺密往北平見河北省主席馮治安請示機宜。馮治安說：現在我軍同日軍是和是戰(zhàn)尚未決定，請你轉告張隊長，暫勿輕動。等我軍與日軍開戰(zhàn)時，請張隊長出其不意，一面在通縣起義，一面分兵側擊豐臺，以收夾擊之效。二十九軍參謀長張樾亭還將張慶余和張硯田所部“編入戰(zhàn)斗序列”。

日軍大舉進犯南苑的戰(zhàn)斗打響后，張慶余知“戰(zhàn)機已迫，不容坐觀，遂與張硯田密議，決定于7月28日夜12時在通縣起義”。

起義部隊封閉通縣城門，斷絕市內交通，占領電信局及無線電臺，并派兵包圍冀東偽政府長官署。殷汝耕聞訊，藏匿于貯藏金銀冥器的櫥柜頂上，起義部隊搜殷不獲，就威嚇殷的仆人。仆人說：“長官！請出來罷，張大隊長迎接您來啦。”殷汝耕聽到后以為救兵到了，自櫥柜頂一躍而下，立被拘捕。駐通縣日本特務機關長細木繁中佐的公館距偽署僅一巷之隔，他率領特務數十人抗拒，被起義部隊亂槍擊斃。日軍駐通縣的部隊約有300人，由于日軍的火力猛烈，工事堅固，激戰(zhàn)達六小時以上，起義部隊犧牲約200人。激戰(zhàn)至29日上午9時，日軍除一部分逃亡外，大部分被殲滅。另外，日軍駐順義部隊約200人，也被我駐順義起義部隊蘇連章團于同日突行夜襲，迅速予以殲滅。

由于天津的日軍部隊陸續(xù)趕來，起義部隊決定放棄通縣，開往北平與二十九軍會合。當他們到達北平城下時，二十九軍已撤退至長辛店、保定一帶。正在這時，一股日軍突然從北平城內殺出，正趕上押解殷汝耕的汽車走到安定門與德勝門之間，被日軍將將殷汝耕劫走。起義部隊遭受嚴重傷亡，遂化整為零，向保定進發(fā)，沿途卻被孫殿英部繳械。

據日方記載，殷汝耕30日下午2時左右，通過北平安定門外某車站站長家直接給日本駐華大使館駐北平的陸軍助理武官今井武夫打電話，請求救命。今井武夫找到“維持會的公安局長”潘毓桂，讓他打開城門放進殷汝耕。

殷汝耕雖保住了性命，但日子并不好過。雖然獲救的第二天就表示“痛感罪孽深重，理應引咎辭職”，但是日本軍方并不買賬，以“保護”為名，將殷汝耕羈押在憲兵隊。細木繁的妻子為了替丈夫報仇，向日軍指控“殷與起義軍串通”。據今井武夫說，日軍天津駐軍司令部之所以對殷汝耕“產生誤解”，是由于殷的秘書長、后來在唐山代理長官職務的池宗墨的有意陷害。一直到當年年底，日軍天津駐軍司令部才算消除了對殷汝耕的懷疑，把他釋放。

后來通縣起義的領導者張慶余曾經被蔣介石接見。蔣介石問張慶余：既捉住殷汝耕，卻為什么不殺？張慶余回答說：當時本擬將殷逆梟首示眾。因劉春臺說殷逆系何應欽代委員長和黃郛委員長的親信，派他到冀東擔任薊密專員，所以才改為押送北平交宋哲元處理。

抗戰(zhàn)期間，殷汝耕先在北平待了一段時間，后又去汪偽政權任職，抗戰(zhàn)勝利后，被國民政府逮捕處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