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抗日根據地建立之后，日軍在根據地周圍增設據點，對新四軍游擊隊的行動，實行分割、封鎖，進行大規模的“掃蕩”。延陵大捷，又稱賀甲戰斗，是新四軍鞏固根據地，開展反“掃蕩”斗爭的一次重要勝利。這場戰斗殲滅日本精銳15師團池田聯隊所屬官兵168人，俘3人，被延安總部通電表揚——譽為“延陵大捷”。

茅山抗日根據地建立之后，日軍在根據地周圍增設據點，對新四軍游擊隊的行動，實行分割、封鎖，進行大規模的“掃蕩”。延陵大捷，又稱賀甲戰斗，是新四軍鞏固根據地，開展反“掃蕩”斗爭的一次重要勝利。這場戰斗殲滅日本精銳15師團池田聯隊所屬官兵168人，俘3人，被延安總部通電表揚——譽為“延陵大捷”。

新四軍巧妙部署，形成合圍之勢

延陵古鎮是茅山抗日根據地活動中心，也是新四軍“東進”、“北上”重要通道，戰略位置十分重要。1939年11月上旬，丹陽、珥陵、金壇、寶堰據點日軍集中兵力，多次前往延陵地區掃蕩。新四軍二團一部、新六團和丹陽獨立支隊等地方武裝，隱蔽游動，待機殲敵。

賀甲位于丹陽西南，距延陵5公里，是一個60余戶的小村莊，這里溝塘密布，地形復雜，有利于部隊隱蔽伏擊，丹陽獨立支隊就駐在附近。1939年11月8日凌晨，支隊副隊長林勝國得到偵察員報告，寶堰據點三四十名日軍夜襲延陵后，正準備沿原路返回九里敵巢。林勝國決定利用有利時機，設下埋伏，痛擊這股日軍：一大隊主力擺在塔路頭村正前方，正面伏擊日軍；二大隊在村西側隱蔽，火力支援；組織一個加強班，輕裝過河，攔阻敵人退路，并警戒寶堰可能增援的日軍。同時，將敵情和部署向新四軍新六團及時通報，請求支援，合圍日軍。

扔出“土煙霧彈”，突破日軍防線

上午8時左右，日軍毫無知覺地從延陵方向過來，進入伏擊圈。一大隊猛烈開火，當即殺傷10余人。日軍隨即后撤組織還擊，搶占了賀甲村東側一個制高點——城河山，負隅頑抗。村西側的二大隊也打響戰斗，日軍以機槍、擲彈筒等火力武器瘋狂射擊，戰斗形成僵持狀態。正在這時，新六團“從天而降”，突然出現在日軍背后猛烈攻擊。日軍遭到合圍后，丟棄城河山向西突圍，潰逃到賀甲村，企圖憑借房屋建筑物和有利地形頑抗待援。

中午12時左右，賀甲村西槍聲大作，原來寶堰增援日軍來了。日軍整合后，妄圖利用優勢兵力組織反撲，重占城河山。但令日軍想不到的是，“老虎團”二團在團長王必成的率領下也加入了這場戰斗。王必成人稱王老虎，是新四軍的一員虎將，他帶領二團打新豐、攻句容、襲東灣，連戰連捷，令敵偽聞風喪膽。二團和新六團的戰士們始終壓制敵人的反撲，日軍反撲三次，均未得逞。無奈之下，日軍重新退回賀甲村，將機槍沿村環形配置，全力構筑散兵坑，并在賀甲村東南角之祠堂，開鑿槍眼，以便一旦村陷就退踞祠堂，固守待援。

在日軍火力下，新四軍一時無法突破賀甲防線，戰斗進入膠著狀態。傍晚，就在新四軍戰士加強晚間值備、準備明天再戰時，突降大雨，并伴隨大風。王必成團長意識到這是避開日軍火力，突入賀甲陣地的天賜良機。他命令一營點燃濕稻草七堆，以濃煙為掩護，突進賀甲村，隨后三營和新六團相繼突入。日軍火力的優勢無法施展，只能依靠民房建筑頑抗，新四軍戰士逐屋爭奪，將日軍陣地一直壓縮到東南角祠堂內。

戰果：這一仗創下

新四軍殲敵人數新紀錄

9日凌晨4時，總攻開始了。二團二營先以一個排兵力摸索前進。接近祠堂時，不料被預伏在草堆中的狡猾日軍突然襲擊，雙方展開殊死搏斗。戰斗打到上午9時，日軍死傷大半，繼續龜縮在祠堂內，以堅固的高墻做掩護，作垂死掙扎，但已是甕中之鱉。隨后，二營的戰士們用集束手榴彈把祠堂南側圍墻炸坍，殘余日軍慌忙向北門逃竄，被二團、新六團戰士們團團圍住。經過一場短兵相接的生死格斗，日軍全部倒斃。

延陵大捷，殲滅日軍168人，俘3人，開創蘇南抗日敵后戰場殲敵新紀錄，打出了新四軍的威風和人民的斗志，受到延安總部和新四軍軍部的通電表揚。上海進步報紙以“偉大勝利在江南”為標題加以報道。今天，圍殲日軍的祠堂已改建為賀甲戰斗紀念館，墻壁上當年激戰時留下的數十個彈孔依然清晰可見，仿佛在向人們敘述著那段烽火硝煙的戰斗歲月。

“延陵大捷”：

抗戰進入轉折時期的重大勝利

今天所說的“延陵大捷”，發生在1939年11月8日，而就在這個時期，中國自1937年淞滬抗戰開始的全國性的抗日戰爭，隨著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發展，中國的抗戰局面，正進入了一個最艱苦、迷茫、轉折、甚至是一個扭曲的年代。

敵我相持，國內卻悲觀情緒蔓延

1938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國軍給日軍以重創，使得侵華日軍的所謂的“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被粉碎，日軍在中國的戰線拉得過長、展開過多，由于兵力不足，使其首尾難顧，已無力再發動大兵團的軍事行動，正面戰場開始呈現出了敵我相持的情況。日本侵略軍在堅持滅亡中國的總方針下調整了侵華策略，逐漸將其主要兵力用于打擊在敵后戰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而對國民黨政府則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在占領區加緊扶植傀儡政權，建立和發展漢奸組織。這對中國的抗戰局勢產生了影響，敵后戰場逐漸成為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

1938年12月汪精衛潛逃越南，發表臭名昭著的“艷電”，提出與日本“恢復和平”。作為當時國民黨的第二號人物，汪精衛在抗日戰爭最為危急之時的這番言論，被視作公開的叛國投降。

1939年5月，汪精衛等一行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了賣國交易。回國后，于同年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布“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一時間，抗戰的悲觀情緒在中國蔓延開來，中國抗戰的士氣，也因此受到巨大打擊。中國開始出現投降賣國的漢奸偽軍，并在1940年3月30日汪精衛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所謂“還都”的名義成立偽“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后的兩年間，中國的“漢奸現象”達到了高峰。

在國際上，德國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蘭，二戰正式爆發，9月28日波蘭淪陷。法國、英國被迫向德國宣戰，整個歐洲隨之都處于極度的恐慌之中，歐洲的綏靖主義思潮正在受到現實的強烈沖擊，歐洲各國都在擔心下一個被德軍入侵的目標就是自己。德、意、日法西斯軸心國軍事力量的迅猛攻勢，也影響到中國出現了廣泛的悲觀主義傾向。

1939年，國內的政治形勢也發生了逆轉。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五中全會，把國民黨政策重點從對外逐漸轉向對內，開始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

中共肩負起抗日的歷史責任

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交織，使中國的政局空前的復雜。中國共產黨從抗戰的全局出發，明確指出：整個抗戰時期，民族矛盾始終是第一位的，各階級的利益必須服從全民族的利益。針對國內時局的逆轉趨勢，中國共產黨鮮明地提出“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后倒退”三大口號，堅決揭露打擊賣國漢奸汪精衛，繼續爭取同蔣介石集團合作，鞏固并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駕馭了整個局勢的發展。

在日軍將敵后抗日根據地作為軍事進攻主要對象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抗日力量肩負起抗擊日軍的歷史責任。根據黨中央的戰略決策，八路軍于1938年冬開始由山區向平原地區挺進，放手發動群眾，廣泛深入地發展群眾性游擊戰爭，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鞏固和擴大了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晉西北、山東等抗日根據地。由陳毅、粟裕等領導的新四軍，則在江蘇及周邊的根據地，不斷發動對日軍的打擊、襲擾，消滅了日軍的有生力量，讓日軍疲于奔命、不得安寧。“延陵大捷”，就是新四軍為貫徹黨中央的戰略決策，鞏固敵后根據地，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開展反“掃蕩”斗爭的一次威震江南的著名戰斗。若把這場戰斗所取得的勝利，置于1939年間中國所處的國際和國內的大背景之下來看，這個勝利，就更顯得尤為難得與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