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慘案促使國民政府放棄對日希望，開啟抗戰時代。濟南慘案是發生在國民黨北伐后期的中日沖突。日本為了維護其在華北和滿蒙的特殊利益而出兵山東： 一方面可能是希望左右北伐成功，另一方面則是要向快將統一中國的國民黨顯示力量。1928年5月18日，日本政府借機向中國南北雙方提交了一份文字相同的最后通牒，其中強調了日本在滿蒙的特殊利益。這揭示出日本真正在意的生命線其實還是在東北利益。但是日本軍人的意圖不止于此，他們更想要“振興日本軍人精神，鎮懾中國人，并讓外國人(按指歐美人)牢記日本軍隊的決心”。日本軍人的這種激進極端的思路與做派往后發展成軍部不受政府控制的的“獨走”，成為一再擴大侵華的動力源。

中國的歷史學者認為“日本妨礙北伐、有計劃的挑釁行動”。不同于之后中日全面戰爭，在1928年，日本國內尚有反對出兵的聲音，英美的行動亦是日本政府主要的考慮。中國方面，以國民革命、收回列強特權為己任的中國國民黨，首次正面面對“列強”的實力，北伐尚未成功的情況下，不欲正面對抗。除了在口號標語上抗日，紀念濟南事件及蔡公時以外，實際行動上亦只是“先安內，后攘外”。與日本軍人相反，蔣介石在事發之后仍極為克制，因蔣的所有計劃均建立在中日沖突可以避免或至少限制在極小范圍的前提之下，他曾力圖就地解決此一沖突。事情既然不能解決，蔣就不得不放棄奉行已久而且在國民黨中也頗有爭議的與日本保持工作關系的取向。由于感到被日本人出賣了，蔣召見佐佐木并向他宣布，國民革命軍將來與日本軍不能提攜。日本人既已不可信任，北伐途次有可能再次發生中日沖突，在全面權衡利弊之后，蔣命令所有的黃埔軍撤出濟南地區并且退到徐州以南，而讓其他的北伐軍繞道進軍北京。

濟南慘案的發生及其善后的處理，還有宣傳使得中國國內反日情緒更高漲，濟南慘案也使得中日雙方互信合作的希望破滅，中方最終放棄聯日外交，轉而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建立較為密切的關系。濟南慘案之后蔣介石的決定，標志著蔣放棄了親自領兵打入北京的計劃，也意味著蔣決定暫時延緩對北方的控制，而集中全力于鞏固在南方的統治。濟南事件后，對外事務在影響中國內政發展進程方面作用更大，而外交也就成為新當權的國民黨的當務之急。這對以后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極大。

濟南慘案也對當時的中國領導人蔣中正的心理產生重大沖擊，蔣中正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身受之恥，以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此后蔣在日記中堅持每日寫上“雪恥”二字。濟南事件粉碎了國民黨對日工作的全部希望，使國民黨放棄了以日本為外交中心的取向，國民黨人也開始學起袁世凱的策略，將中日事件大肆曝光。蔣指示南京政府將“事實宣告全世界”。國民黨上海黨部立即成立了一個專事針對日本的國際宣傳部門。以反帝為標榜的南京政府并直接訴諸帝國主義控制的國聯。國民政府越來越注重借助成熟的國際體系牽制日本的步步緊逼。在中國，甲午以來一系列在日本身上遭受的恥辱記憶被再次喚醒，民心激憤。

而日本自我否定了幣原外交，濟南慘案在日本國內也激起了反華的輿論浪潮，日本在對華關系上越發走向排他性、獨斷性，越發試圖在華盛頓體系之外解決問題，排除英美等世界各國力量單獨處置中國事務。這也使日本逐漸從“帝國主義列強”的群像中走出來，在中國民眾心目中日漸清晰地稱為面目可憎的中國頭號敵人。濟南事件影響最深遠的后果是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從此中國民族主義抗御外的使命就壓倒了其民族國家的建設。從濟南事變開始，經歷皇姑屯、九一八、一二八、長城抗戰直到七七事變，中日逐步從對抗走向全面戰爭。中國的抗日戰爭時代，就此拉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