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款敵國，謀叛本國，為侵略自己祖國的敵人的利益服務，并謀取一己私利，這樣的人在世界各國的對外戰爭中均為常見，中國亦不例外，漢奸就是國人對他們的鄙稱。抗日戰場上，為日寇作戰的偽軍超過百萬之眾，人數之多，讓中國人打中國人的現象幾成常態。

“七七事變”爆發后，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率十萬大軍不戰而逃，濟南、泰安迅速淪陷，至徐州會戰結束后，淪陷面積幾乎覆蓋全省。

漢奸勢力由此猖獗，日偽政權、土匪漢奸如過江之鯽，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地雷一響，炸死三個鬼子，十八個偽軍。”

日偽政權在山東

山東是民國期間最早出現漢奸組織的省份。

早在1928年日軍入侵濟南制造五三慘案時，以馬良為首的一批舊軍閥、失意政客及市井無賴就甘心附逆，組織了維持會。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韓復榘不戰而逃，日軍順利開進濟南。濟南道院的何素樸、張星五等組織了一批地痞無賴列隊歡迎日軍進城。不久，日軍南下，濟南城里只留下了少數駐軍，社會秩序混亂，日本特務請出了馬良和朱桂山于1937年12月29日成立了維持會，馬、朱分別任正副會長。

1938年3月，馬良任山東省漢奸省長。據傳，當時還未投敵的石友三曾派人來濟南與馬良聯系，引起了日軍的懷疑，再加上馬良政權多由舊軍閥、土豪劣紳、地痞流氓組成，盡管無限忠誠于“皇軍”，但兇狠有余而陰險不足，日本人決定撤掉這批走狗，組成所謂的“文人政權”。

1939年1月，馬良被免去漢奸省長職務，調到北京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

接替馬良的是原本在文化界素有名望的偽財政廳長唐仰杜，唐仰杜的上任，適應了日本組建基層偽政權，進行奴化宣傳和經濟掠奪的需要。到1940年底，全省105個縣已有103個建立了偽政權。

1945年4月26日，唐仰杜因“功”榮升，調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委兼“工務總署”督辦。楊毓珣繼任偽省長，他出身顯貴，是袁世凱的女婿，北洋軍閥核心人物楊士驤、楊士琦的侄子，轟動全國的“臨城大劫案”中，他就在那輛列車上。楊氏偽政權是山東淪陷期間最后一任偽省政府，不久之后，日本投降。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國民黨進入濟南，當時的山東省高等法院，以漢奸罪將馬良逮捕入獄。1947年，保外就醫期間病死，同樣病死在這一年的還有在獄中的楊毓珣(一說槍決)。唐仰杜死的更晚一些，1951年4月29日，他在濟南被執行死刑。

抗戰時，山東還有以下著名漢奸：兗州吳化文、宋介、王紹武，濟寧常之英，單縣朱桂山、朱經古父子，滕州張星五，東平郝書喧，莒縣莊維屏，壽光張景月，蓬萊趙保原，萊州趙琪等。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兗州漢奸王紹武在抗戰結束后投靠國民黨，成為了吳化文的部下，1945年10月11日，吳化文將王紹武部繳械，征得薛岳、何思源同意后，將其槍決。

軍閥的命運抉擇

在“七七事變”之前，彼時的中國仍舊處于軍閥割據的狀態。軍閥、土匪把持著地方勢力，他們中的有些人在抗戰開始后，游移不定，隨后左右逢源，終于成為了名副其實的漢奸。

這其中，最值得書寫的是出自西北軍的吳化文和大土匪劉黑七。

吳化文的一生與背叛結緣，他17歲開始追隨馮玉祥，受到重用，步步攀升。1930年，他倒向了蔣介石。但國民黨政府并沒有優待這支部隊，士兵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更談不上武器裝備的更新。

抗日戰爭爆發后，吳化文部隊雖然也與日軍周旋，但卻非常吃力，再加上經不起日軍施予的誘惑，到了1942年12月，吳化文致電國民黨重慶軍政部，請示能否投靠日寇，得到的答復是：只要不投八路軍，能保存實力，怎樣做都行。吳化文又于1943年1月18日投靠了汪精衛，并很快就任汪精衛政權的第三方面軍上將總司令，協同日軍打擊八路軍。吳化文投靠日本人后，成為山東日偽軍的主力，總兵力達萬余人，瘋狂殺戮，制造“無人區”，這也為他以后遭唾罵埋下了伏筆。

抗戰結束后，吳化文投入國民黨，成了“抗日英雄”，后來，在馮玉祥的勸解下，他改投共產黨。可是，在接下來的戰爭形勢中，吳化文為了保存實力，又暗中與蔣介石聯系，成為“兩面派”。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1948年9月19日，吳化文正式轉投共產黨，而歷史也給了他一次機遇，在1948年的濟南會戰中，吳化文所率的兩萬人部隊再度“倒戈”。他的部隊在起義后被整編為華野第35軍，在渡江戰役中，率先攻下了南京的總統府。

解放后，吳化文轉業浙江，任省政府委員、交通廳長，后升任政協副主席，帶著四個老婆在西湖邊過著逍遙日子，直至1962年得以善終。

淪陷區的“順民”市井

“有奶就是娘”的軍閥土匪可以叛變成性，那么在淪陷區生活長達八年的“順民”們又該如何自處？

薩特曾這樣為巴黎占領區下的“順民”辯解：“占領往往比戰爭更可怕，因為在戰爭中每個人都可以表現自己是男子漢，而在占領這一曖昧的處境中，我們真的不能行動，甚至不能思想。”

陳和不知道自己的祖父是不是漢奸。他一直沒有證據來證明這一點。祖父已經去世很多年，他對祖父的印象還是停留在很小的時候。但從周圍親戚那里得到的信息，他是濟南一個日本公司的職員，是當年從農村走出去的唯一大學生。

1942年，祖父被任命為這個公司的二號人物，負責公司的全部財務，薪水已經足夠在濟南買一個大的院子和養活10幾口投奔他的親戚。

他贏得了公司上上下下日本人的尊敬，據陳和當年的親戚回憶，公司里的一般日本員工見到他一律鞠躬問好。陳和不知道祖父在日統區受到這樣的待遇是否應該劃到漢奸賣國賊行列。或許，他只是一個在日統區維持生計的普通人。

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國數次面臨外族入侵時，不少類似于陳和祖父的知識分子選擇了合作，更底層的人們卻完成了對民族精神的獻祭，比如秦淮八艷。

《燕子李三》中就曾有這么一幕，日軍占領濟南一妓院，意欲建立又一個新慰安所，但妓女們盡皆自殺，為的“不給小日本享受”。

這該是怎樣悲壯的場景？

對當時已在濟南扎根的民族企業家來說，這場戰爭無疑是一場滅頂之災。

1937年5月，濟南巨商苗杏村收購了軍閥靳云鵬的魯豐紗廠并更名為成大紗廠。僅僅兩個月之后，抗戰爆發，日軍侵入濟南，苗杏村花85萬余元收購的紗廠，僅過了半年便落入日本人之手。他深感世事變幻無常，于1941年底，憂憤成疾去世。苗杏村辭世后，商界震動巨大，連當時的汪精衛、陳公博都送來花圈慰問。

苗杏村死后，苗蘭亭撐起了“大苗”一派江山。他擔任偽商會會長，協助日偽當局向濟南工商界攤派勒索、征收稅捐，在“治安強化”運動中，倡議開展“興亞獻機”運動，為日本侵略者支應戰爭資財效力。

他后來說，為了保護家產，“我走上了附逆道路”。“可是僅憑我這個偽商會會長，是維護不了生命財產的。于是我拿漢奸警務廳長張亞東當靠山，把苗杏村的房子讓給他做公館。我還結識偽民政廳長晉子壽，做‘護身符’。即便這樣，仍然挽救不了企業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