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之國史，必將此空前慘痛之事跡，翔實記載，昭告天下及后世。”1938年，力主對日軍罪行展開調查的先見之士黃炎培如此表示。誠如其言。在南京，1945年日軍宣布投降后不久，一項針對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日軍罪行調查，立即在南京全城展開。國民政府成立的專門調查機構陸續開展了調查統計工作，到1946年2月，統計涉及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傷害、奸淫、劫奪、破壞、強制服役以及中島、長谷川等29支日軍部隊罪行總數達295882種。

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專家、南京市檔案館研究館員夏蓓披露了這段鮮為人知、且值得后人銘記的歷史。

檔案原件

兩份保存完好的日軍罪行調查檔案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時，伍長德是南京城的一名警察，37歲，江蘇邳縣人。15日，他躲在了司法院的難民收容所，心神不定，希望能躲過此劫，但最終他沒逃過厄運。

揚子晚報記者在南京市檔案館看見了一份“敵人罪行調查表”，該表的“被害人”一欄便寫著“伍長德等二千余人”。檔案顯示，罪行人是1937年12月13日初即進入南京的日軍中島部隊，具體的“罪行人”是這支部隊的“官兵三十余”。

檔案記述了日軍屠殺伍長德等二千余人的詳情：“因該部隊進城第二天在司法院(系難民收容所)查出著制服民警一百余名，改裝者三百余名，軍民合并一千余人，總共二千余名。于是日下午一時許，該日軍將一概人等排四路縱隊，用機槍十二架及步槍押送漢中門里，每一行列分開用繩捆繞圈住，趕至漢中門外用機槍掃射，已死者及受傷未死者，被其用木柴汽油焚燒之。”

“南京市第一區境內人民遭受敵人屠殺及因敵人暴行死傷調查表”是當時有關機構進行調查統計所使用的表格之一

揚子晚報記者看見，這份調查表的調查者是：陳永清，其身份是“首都警察廳督察處稽查”;調查日期是1945年11月1日。

如果說伍長德的警察身份是日軍加害其的“理由”的話，那么南京城破時，日軍對文弱的學生，是否會稍加區分對待呢？南京市檔案館提供了一份家住“南京周必由巷十六號”的徐靜森的被害檔案。

1945年12月5日，調查人員陳光敬找到了徐靜森的父母，徐父告知，當時“首都告急”，他和還在念書的徐靜森躲進了位于南京鼓樓五條巷四號的難民區。沒想到，1937年12月16日上午，突然來了四名戴“中島”字樣臂章的日本兵。頃刻間，包括徐靜森在內的十多名青年被趕到室外，后被押到大方巷一廣場上。

“時至黃昏，僅該廣場一處之地，計有青年數萬之眾。敵除在此青年中擇其衣履不周者約數百人以機槍慘殺于附近池塘外，其余悉為擄帶而去，至此迄無音訊。”

后來，一位逃回的青年告知，原來那天當晚，日軍將這群南京的青年人押到了煤炭港，“用繩綁起即以機槍慘殺后，推入揚子江中”。

誰在調查

多個敵罪調查機構展開日軍罪行統計

南京市檔案館的夏蓓近年來一直在從事南京大屠殺敵罪調查研究。她告訴揚子晚報記者，調查和懲辦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的戰爭罪行，懲辦戰犯的訴求，早在戰爭期間就被提出，國民政府在戰爭期間已經開展了一些零星調查。

當時，國民政府內部力主調查日軍罪行者是黃炎培。1938年10月15日，國民參政會黃炎培等參政員在重慶召開的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上提出了“盡快設立抗戰公私損失調查委員會”的提案。

“抗戰已及16個月，公私損失，不可以計數。到戰爭結束時，一、必須向敵方提出賠償問題;二、未來之國史，必將此空前慘痛之事跡，翔實記載，昭告天下及后世，凡此皆須有正確之數字為根據。也應該將戰時損失調查與統計完整，以正確的數字為根據。”黃炎培等提出上述建議。

最終，1943年6月，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決定籌設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重新遷都南京，行政院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亦隨遷南京辦公，各項日軍罪行調查工作，得到了更為迅速及更大規模的開展。其中，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案罪行調查，是該委員會遷址南京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夏蓓說。

抗戰勝利后，在當時中國的首都南京，日軍罪行的調查，特別是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的調查隨即全面、系統地展開。

夏蓓說：“1945年到1946年，南京市的日軍罪行調查和抗戰損失調查機構相繼成立，如：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南京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臨時參議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等，并陸續開展了調查統計工作。”

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成立后，其主要工作職能是開展日軍罪行的調查，主要有調查謀殺、屠殺及有組織、有計劃之恐怖行為的罪行;調查強奸婦女或強迫婦女為娼的罪行;調查強迫占領地區民眾服兵役的罪行;調查搶劫罪行;調查施行集體懲罰之行為的罪行;調查濫炸不設防城市或非軍事目標的罪行等。

因此，被日軍殺害在漢中門外的警察伍長德、學生徐靜森等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很快被調查人員記錄在檔。

調查成果

記錄下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行29萬余種

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是南京市最早成立的敵人罪行及南京大屠殺案的調查機構。據夏蓓介紹，該機構歷經千辛萬苦，到1946年2月，共獲得500余份資料。夏蓓介紹，這500余份資料涉及日軍在南京的屠殺、傷害、奸淫、劫奪、破壞、強制服役以及中島、長谷川等29支日軍部隊罪行總數達295882種。

檢察官陳光虞在該機構的調查報告中稱：“敵人罪行殘暴兇悍毒辣，無所不用其極，綜計所獲材料，被殺害人之確數達30余萬……實人類史上空前未有之慘劇。”

“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的具體調查統計結果分為五個部分。”夏蓓說。

“關于屠殺的調查：在南京淪陷時，雨花臺區有軍民二三萬不及退卻，經敵人掃射，哀聲震地，尸積如山，血深沒脛。八卦洲爭相渡江的軍民，悉被掃射，尸體蔽江，水為之赤……”

“關于傷害的調查：敵憲兵隊任意誣陷人民為中國兵，被捕而去，以繩索或鋼絲捆起，懸之空中，不使著地。尤禁止受傷者不得呻吟，倘有一人犯戒，必全體悉被毒打……”

“關于奸淫的調查：一般青年婦女以至六七十歲之高齡老婦，被害者甚多，其方式有強奸者，有輪奸者，有拒奸至死者，有令父奸其女，兄奸其妹，翁奸其媳，以為笑樂者，種種情況，慘不忍睹……”

“關于劫奪的調查：城中商店住戶，所有衣物器皿珍寶，任意搜刮，所劫財物，悉被搬運一空……”

“關于其他的調查：敵多摩部隊將我被俘虜之同志，引至醫藥試驗室，將各種有毒細菌注射于其體內，觀其變化……”

“總之日軍罪行殘暴兇悍毒辣，無所不用其極。”夏蓓介紹。

-記者手記

那些無名調查者讓人肅然起敬

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是專門為配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而設立的，該機構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調查罪證綱要》和《日本戰犯罪證調查小組搜集戰罪證據標準》，確定了調查方式：即分為加害人、罪行狀況與被害人三種方式來調查。

該調查委員會在南京市包括湯山區在內的共13個區設置區調查小組委員會，每區調查小組委員會設常務一人，由各區長或籌備主任擔任，并設小組委員若干人，由各區長或區籌備主任會同臨參會督導委員推薦區內熱心、公正、忠貞人士擔任;各區調查工作由各區調查小組委員會負責，并由常務委員會全面負責侵華日軍各項罪行罪證之搜集、調查、統計與匯報工作。

最終，這些血淚寫就的調查內容和成果，成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南京大屠殺案兇手的重要證據。1946年12月25日，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對大屠殺案主犯之一谷壽夫提起公訴時，也采用了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的調查結果。

因為年代久遠，揚子晚報記者試圖尋找當年參與這項調查的人員未果，對于這群“無名調查者”當年調查時的心境亦難掌握，但記者在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一份報告中找到一句話：

“本會謹愿以此告慰死難之軍民者，即吾人必欲對諸烈士之死事，在神圣法律之前，使三十萬遇難同胞沉冤八年終有了昭雪之日。”

60多年之后，這句話仍擲地有聲、讓人肅然起敬。

日軍731部隊人體實驗恐怖照 恐怖實驗不堪入目

這是一組記錄了日軍731部隊罪行的高清老照片。在這些遭受731部隊戕害的實驗對象中，既有中國人，也有朝鮮人，也有俄羅斯人等。

731部隊是二戰期間侵華日軍關東防疫給水部，對外稱石井部隊或加茂部隊，又有石井絕密機關之稱，全名為日本關東軍駐滿洲第731防疫給水部隊。731部隊罪證遺址位于哈爾濱市平房區。該單位在二戰期間由日本侵略者石井四郎所領導。

731部隊也是在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法西斯于日本以外領土從事生物戰細菌戰研究和人體試驗相關研究的秘密軍事醫療部隊的代稱，也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東北陰謀發動細菌戰爭期間(從193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5年)屠殺中國人民的主要罪證之一。

用來做試驗的“材料人”是從哈爾濱平房“特設監獄”中挑選出來的，他們絕大多數是中國的愛國志士、抗日戰士、中共地下工作者及少數蘇聯紅軍偵察員。

日本侵略軍七三一部隊違背國際公法，以活人為“材料”，進行細菌傳染效應試驗和細菌武器效能實驗，殘殺中國人、蘇聯人、蒙古人和朝鮮人3000余名，其行為慘無人道，滅絕人性。

七三一部隊殺人工廠的劊子手們把活人稱為“馬路大”(又稱“木頭”、“丸太”)，用活人進行的各種試驗，其方法五花八門，數以百計，手段極其殘忍。

他們將含有各種細菌的溶液注入被試驗者的靜脈內，觀察其病變過程;將菌液摻入飯食內，注入瓜果內，混入水中，強迫或誘騙被試驗者食用或飲用，觀察各類細菌的效能;

在嚴寒的季節里，他們將被試驗者的手腳接受不同時間的冷凍，然后將其插入冷水、溫水和開水中解凍，觀察其凍傷程度;將被試驗者強行塞進密閉室內，注入各類毒氣進行實驗;

他們將馬血注入人的動脈血管內，觀察血液的變化;將被試驗者倒起來，折磨致死;將被試驗者塞進密封室，真空使其窒息而死;將被試驗者肝、脾、胃摘除，手、腳互換，進行移植手術試驗;

他們在女性被試者身上進行梅毒傳染試驗;將被試驗者塞進坦克內，用火焰噴射器噴燒坦克，視察其性能;用步槍或手槍射擊列成縱隊的被試驗者，觀察其穿透人體的性能;

他們用試制的各種小型細菌武器對活人進行實地試驗，觀察其效能等等。手段多種多樣，極其殘忍。

七三一部隊除在室內用活人來實驗所制造的各種細菌武器的效能外，為研究在戰爭環境中使用細菌武器并使其更好的發揮效能，凡是七三一部隊研制的細菌武器都在安達特別靶場上用活人來做試驗。

偽康德9年(1942年)6月，七三一部隊在安達特別靶場上用活人進行鼠疫跳蚤“石井式”磁殼炸彈效能試驗。把15名被試驗者綁在實驗場的鐵柱子上，用飛機將20枚炸彈投向試驗場上空。

七三一部隊還配合侵駐長春的第一○○部隊(即日本關東軍獸類防疫部)，在安達特別靶場上，用細菌武器進行動物試驗和動物與活人混合試驗。

炸彈在距離地面一二百米的高空爆炸后，裝在炸彈里的疫鼠跳蚤散滿整個靶場，落到被試驗者身上，用以觀察是否染上鼠疫。

偽康德10年(1943年)末，七三一部隊在安達特別靶場上用活人進行炭疽熱細菌傳染試驗。把10個被試驗者綁在間隔為5米的鐵柱子上，在距被試驗者50米以外的地方，用電流引爆一顆開花彈，受試驗的人被彈片炸傷，立刻受到炭疽熱病菌的傳染。

偽康德11年(1944年)2—3月間，七三一部隊用活人進行鼠疫彈感染試驗時，40名被試驗者集體逃跑，日本兵開動汽車追趕“逃犯”，并將他們一個一個地全部壓死撞死。

春季，在安達特別靶場上，用活人試驗鼠疫細菌液經過呼吸器官傳染疾病的效果。將10名中國人綁在靶場的鐵柱子上，在距離被試驗者10米的地方，用電流引爆一個裝滿鼠疫細菌液的鐵桶。10月，又對5名中國人做傳染鼠疫的實驗。

偽康德12年(1945年)4月，七三一部隊海拉爾支隊長加藤恒則、牡丹江支隊長尾上正男、林口支隊長本神原秀夫和第一部的肥之藤少佐一同搭乘輕型轟炸機到安達特別實驗場，觀看活人試驗。

日軍在用各種細菌武器進行活人感染試驗時，為了使爆炸的彈片不至于穿透被試驗者的頭部和胸部而斃命，實驗前，給他們戴上鐵帽子，穿上用鐵板制成的防護用具，把四肢和臀部留在外面，以便炸傷這些部位而被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