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藩”，為歷代當權者必行之舉。北伐過后，為了削弱地方實力派力量，蔣介石也采取了一項經深思熟慮的措施。不過這辦法沒成功，反而引發(fā)了全國性的混戰(zhàn)……

在這種情況下，為防止各地擁兵自重，蔣介石開始謀劃裁兵問題。

其實，早在1928年7月，蔣就曾試探馮、閻、李。幾人自懷心思，大打太極推手。在編遣會議正式開會之前，蔣曾提出全國共編五十個師的指標（東北除外）。馮玉祥則提出編遣準則：“強壯者編，老弱者遣；有槍者編，無槍者遣；有訓練者編，無訓練者遣；有革命功績者編，無革命功績者遣。”身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的馮還動了個小心眼兒，因為當時蔣介石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他遂提出一個有利于自己的方案：第一、第二集團軍各編十二個師，第三、第四集團軍各編八個師，其它不屬于各集團軍的軍隊共編八個師。意在拉平第一、二集團軍討好蔣，提高自己勢力，壓低閻、李的第三、四兩集團軍和其它雜軍，以此與蔣聯(lián)手，控制局面。

蔣對馮方案不置可否。閻錫山看透蔣的意圖，提出另一方案：第一、二、三、四集團軍各編十一個師，另設一個中央編遣區(qū)，亦為十一個師。暗示中央編遣區(qū)由蔣掌控。閻的方案貌似抬蔣壓馮，實質上是離間蔣、馮關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對閻錫山方案表示贊同。蔣介石亦未能看破閻的意圖，授意何應欽積極支持閻案。

1929年元旦，國民黨中央在南京召開編遣會議，成立編遣委員會，著力削弱各地方實力派兵力，整理全國軍事。此舉竟費了近一個月的時間，一直至1月25日方才結束。

編遣委會職責主要包括：擬定全國兵額、編制及餉章；劃分衛(wèi)戍區(qū)域；擬定全國軍費；規(guī)定現有各部隊官兵裁留標準；規(guī)定接管現有各軍隊之程序；厘定軍官佐任免、調補各項辦法；點驗及校閱全國現有之陸海空軍；籌辦編余官兵之分遣、安置事宜；關于編遣經費之經理事項等。

編遣委員會最高領導為委員長，由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兼任。委員由各集團軍總司令及相關人員擔任，成員為22人：

蔣介石（第一集團軍總司令）

馮玉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

閻錫山（第三集團軍總司令）

李宗仁（第四集團軍總司令）

李濟深（總參謀長）

何應欽（訓練總監(jiān)部總監(jiān)）

譚延闿（行政院院長）

趙戴文（內政部代理部長，部長為閻錫山，未就）

宋子文（財政部部長）

孫 科（鐵道部部長）

王伯群（交通部部長）

吳敬恒（中央委員）

張人杰（中央委員）

蔡元培（中央委員）

胡漢民（中央委員）

李煜灜（中央委員）

戴傳賢（中央委員）

王寵惠（中央委員）

朱培德（第一集團軍前敵總指揮）

鹿鐘麟（第二集團軍前敵總指揮）

商 震（第三集團軍前敵總指揮）

白崇禧（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

根據組織大綱規(guī)定，必要時還可由委員長邀請其他有關各院、部、會長列席。

編遣委員會成立后，國民政府決定，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各集團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于1929年3月15日前結束。之后即設編遣區(qū)，隸屬編遣委員會。全國共分6個編遣區(qū)：前四個編遣區(qū)分別專管編遣原隸第一、二、三、四集團軍各部隊，第五編遣區(qū)專管編遣原山東省各部隊，第六編遣區(qū)專管編遣原川、康、滇、黔省各部隊。除了上述6個編遣區(qū)，另成立中央直轄各部隊編遣辦事處和中央直轄海軍編遣辦事處。

會上制定的《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明確：“從全國編遣委員會成立之日起，全國軍隊一切權力都收歸中央。將由國民政府下令，正式撤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各集團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各部隊只能在原地駐扎，聽候點編。”

會議開到這個時候，馮、閻、李才知道掉進了蔣的圈套。三人隨即站到了一起。內馮玉祥怒中生智，提出動議：“剛剛打完仗，休整一個時期再編遣。”閻、李立刻呼應。蔣只好同意。編遣會議未取得實質性進展，無果而終。

蔣介石試圖用增加編遣區(qū)的辦法壓縮其他軍隊，擴充自己勢力，使蔣與馮、閻、李等實力派的矛盾進一步激化，1929年3月引發(fā)了蔣桂戰(zhàn)爭，同年5月又發(fā)生了蔣、馮間的戰(zhàn)爭。

為此，1929年8月1日至6日，國民黨中央又召開“國軍編遣實施會議”，通過了《國軍編遣委員會點驗實施規(guī)章》等文件，決定陸軍編成65個師，每師11000人；在編遣期內，軍費為1300萬元。由于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三人沒有出席會議，裁軍方案無法付諸實施。

此后，又相繼發(fā)生了西北軍、石友三和唐生智的反蔣戰(zhàn)爭。1930年5月到11月，終于爆發(fā)了全國性的蔣、馮、閻、李的中原大混戰(zhàn)，編遣會議完全破產。

1930年11月15日，國民黨決定裁撤編遣委員會。國民政府明令，編遣委員會于1930年12月底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