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永遠被世人銘記的歷史：在珍珠港受襲四年之后的1945年8月6日，美國將人類的第一枚原子彈投向日本廣島，僅過3天，又將第二枚原子彈投向長崎，兩座城市遭遇毀滅性打擊——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二戰結束。

不久前，國內首部全方位揭秘這一歷史事件的作品《進攻日本：日軍暴行及美軍投擲原子彈的真相》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作者為二戰親歷者、原美國海軍陸戰隊副總司令雷蒙德·戴維斯將軍，以及二戰退役后進入美國司法界的資深法官丹·溫。該書的譯者則為美籍華人、知名社會活動家臧英年。他向《華夏時報》記者表示：“關于原子彈有兩種不同說法，一是應該投擲，另一是原子彈太殘忍，但這兩種說法太簡化了。”

歷史的陰霾

1945年4月12日，61歲的杜魯門將左手放在一本普及版的《圣經》上，宣誓就職美國總統。僅僅13天后，他就接到了一個足以改變人類歷史走向的軍事簡報，主題是美國正努力開發原子武器——事實上，在歷經三年多的巨大開銷、努力和緊急運作后，這一計劃已進入高潮。“在四個月之內我們很可能制造出人類歷史上最可怕的武器。”時任美國國防部長亨利·史汀生這樣告知杜魯門。

如歷史上諸多科學進步一樣，原子彈也是軍備競賽的產物。美國的原子彈計劃始于1939年，60歲的愛因斯坦提醒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德國正使用鈾-235研發原子彈。美國對此無疑存有懼心，不能讓德國搶先一步成為核彈第一國，于是便立即啟動了核武開發計劃——這一時間節點也隨之成為拐點。也許正如斯坦福大學歷史教授大衛·肯尼迪所言：“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若原子彈及早研發出來，應該是會投向德國。而實際的情況是，在原子彈研制完成前，歐洲戰役已經結束了。”

于是，之后的歷史便如你所知。就在執行投擲任務的前一天，機長保羅·蒂貝茨以他母親的名字將轟炸機命名為“埃諾拉·蓋伊號”。事實上，在歷史的記載中，這次任務與執行其他任務時似乎并無區別，在漫長的飛行中，有人在打瞌睡，也有人在讀書——直到1945年8月6日上午8點15分17秒投擲原子彈的那一剎那。

這顆被命名為“小男孩”的重彈落下，43秒之后，廣島市絕大部分地區化為灰燼，巨大的云團升起，火焰沖天。待到云煙散去，“埃諾拉·蓋伊號”的飛行員們才比較清醒地意識到，無數人已隨這座城市一起灰飛煙滅。而當他們調轉機頭，準備返航之時，發生在機艙內的對話頗具深意。一位飛行員歡欣鼓舞地說：“戰爭結束了！”而副駕駛員羅勃·劉易斯則說：“我的上帝呀，我們剛剛做了什么？”根據歷史學者的統計，這枚原子彈造成的死亡人數約為66000到140000人——許多人死于輻射。而三天后，另一枚取名為“胖男人”的重達10800磅的原子彈投向長崎，該城一半被徹底摧毀。兩枚原子彈直接導致了日本的投降。

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當天，13歲的臧英年正在四川省三臺縣一家露天電影院看電影，突然，大屏幕上的電影中斷播放，取而代之五個大字——“日本投降了！”臧英年向《華夏時報》記者回憶：“電影馬上就散場了，所有人全部跑回家中。”當天晚上，三臺縣放光了所有鞭炮。

真的勢在必行嗎

當這樁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發生整整60年后，已90歲高齡的機長蒂貝茨念念不忘有數萬生靈在兩枚原子彈下消逝，但這位老人也立即指出：倘若日本那時不投降，進攻日本本土的大戰即將開始，而因此造成的死難者會以百萬計。“我于心無愧。”

站在歷史的邏輯上，蒂貝茨的回答也許令你不適，卻似乎無法反駁。大多數歷史學者都同意，兩枚原子彈縮短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更是免除了盟軍進攻日本本土而造成雙方可預見的大量死亡。正如大衛·肯尼迪寫道：“投下原子彈也許是人類歷史中不光彩的一頁，卻是勢在必行的。”

歷史學者們的一個基本論點是：原子彈拯救了數百萬盟軍的生命，免除了他們一旦進攻日本本土時必然的慘重犧牲，否則，數以百萬計的日本人也會就此喪命。此外，作者丹·溫還寫道：“原子彈有效終止了日軍在中國廣大地區的占領，和他們在中國地區推行的諸如惡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殺’一般的種種暴虐可怕的行徑和巨大破壞……原子彈的投擲也拯救了中國人的性命，日軍在撤離占領區，返回日本本土之前，每個月要屠殺25萬中國人。”“一般中國人對美國投擲原子彈這一事件不夠重視，對二戰結束后的那段歷史，無論在教科書、電視節目里，或者相關書籍上，討論得并不多。”臧英年表示。

此外，他還向記者介紹：“因為美國原本計劃在1945年11月1日在九州登陸，日本已經打算要把所有部隊撤回九州去防守。”而事實上，為充分了解情況，日本投降后，本書另一位作者雷蒙德·戴維斯將軍代表美國海軍陸戰隊曾前往日本，實地考察日軍準備的各種防御陣地。“我們得知，日本本土將用其所有人力和物力全力以赴去修筑堡壘、據點、漫長的地道和陷阱，決心要守護在這些隱蔽的地點決一死戰。一旦攻守戰開始，雙方傷亡人數將大大超過以往那些我們所經歷的可怕戰役。”除此之外，據這本書披露：1945年夏季，東京日軍統帥部對其亞洲各占領地的司令部發出一道密令，一旦日本本土被攻，就處決所有在亞太地區的15萬盟軍戰俘，此外還有可達30萬人的其他國家的政治犯、戰俘和被拘留人員。

當然，即便如此，當人類第一次將如此大規模的致命武器投向同類，依舊激發了不少人的道德困境，且延綿至今。幾十年來，由于本能的反核情緒，也不斷有質疑杜魯門此舉的聲音，“（原子彈）讓美國的良心增加了重負。”一位美國作者寫道。

毫無疑問，在這場改變無數人命運的全球戰爭中，兩枚原子彈只是悲劇的一部分。也許人們更該追問的，是當權衡利弊的方式變成生命本身，究竟是什么讓人類陷入了選擇困境。“這兩枚原子彈讓人類知道了它的可怕，其實今天核彈的威力已經超過當年數百倍，但我相信沒有一個國家再會這么做。”臧英年表示，“若世人能明白此道理，則當年原子彈的爆炸便可轉化為遠離戰禍、世界和平及人類幸福的先聲。顯然，時至今日，離這一理想境界還甚遠。”

也許這就是兩枚原子彈的最終意義，它結束了一場可怕的戰爭，并勸導全世界，永遠不要再使用下一顆。